金宇澄
金宇澄，《上海文学》执行主编，近年以长篇小说《繁花》惊艳海峡两岸，另著有散文集《洗牌年代》、传记作品《回望》；傅月庵，曾任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总编辑，副业写作，目前主事“扫叶工房”，践行“小农出版”。
网络昵称，金为“老猫”，傅为“鱼头”，皆有“编者/作者”双重身份的金傅二人来了一番“猫鱼对谈”。在对谈的下半场，“猫鱼”共话《繁花》创作的来龙去脉，追踪沪台双城记。
一个女人，无意中受孕，一切只有让路
鱼头：我们直接跳讲《繁花》，这小说从无到有，已为当代传奇。据说是在网络聊天聊出来的，初始也没想写成小说，随缘而行，缘溪而行，忽逢桃花林，然后就花开花艳花满天了。我推测这里边当有“编者金宇澄”跟“作者金宇澄”的一番角力搏斗才对吧，大概是到哪个时候，作者战胜编者，让你觉得可以写成小说？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部小说的成功，“编者金宇澄”扮演了何种角色？
老猫：偶然进入网络，换一副脑子，网名“独上阁楼”——我立刻成了陌生人，无忧无虑，灵魂出窍，写几百字，网民就来搭讪，点赞，也就天天去写，不觉得写文章，是穷聊天，自言自语，一直写到触及本书的开头，有个上海人卖大闸蟹，一路写进去，无法脱身。
根本不觉得自家是个编者、或面壁写长篇的作者，认为加入了一种娱乐聚会，只讲闲话，与职业根本无关的。等后来意识到这种聊天，会是一部书稿？人已经热情高涨，无可犹豫。
一旦发现这些文字像小说，便懂得仔细做人物表、做结构，按部就班写下去的重要，这是编者、作者的行业敏感。
等于一个女人，无意中受孕，一切只有让路，日夜颠倒，神志恍惚，其他事都没兴趣，心神不定，上班有点空，立刻溜回来写，到成都出差，也要写，计算机坏了，天没亮赶到网吧里，不写不行，这样半年多，完成《繁花》初稿。
金宇澄《繁花》
修改初稿阶段，编者、作者经验，更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如何来强调文本、语言特质，加强话本式语态，加入了大量“鸳鸯蝴蝶”词汇：明眸善睐，低鬟一笑……加进繁体字，人物如果读旧书、引旧诗，都采用繁体（鱼头按：台湾繁体版看不到此一独到巧思，可惜了），心里明白我这种想法，现在根本没人会想到，会去做，这一批旧文学元素，早判了死刑，民国初年就已经宣判，是腐朽没落的中文旧传统。在编者的位置上，从没看到有这样的小说企图，而历史却常常需要这样的回旋，旧东西再拿出来，常常变宝贝。西方文论也这样讲：作者一旦感觉无力，要到传统中寻找力量。
鱼头：不只作者，编者也是。我的经验，有时候书编不出来，使不上力，我常会把家里的这本那本旧书、旧杂志拿起来翻，尤其1930年代上海、东京出版的老文学书，看看封面看看版式，看看编排手法，脑子往往便浮现新点子。
“旧”是“新”的根基，两者应是“连续”而非“断裂”。“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海峡两岸如今应该都能深刻体认这件事了：没有传统，不重视传统，是不可能有所谓“文化创意”的。
《繁花》能横扫千军，把华人重要文学奖项几乎得个净光，我想，很大的一个原因或即它跟传统（我不是指内容）是连续的，无须做作张致，特别摆设，便自然流露。光是所使用的沪语，那就明摆着一种“过去”，这种过去，绝非腐朽，而是活蹦乱跳的某种民间活力，哀而不怨，那不是任何政治力所能瓦解、扫荡的。把这种“过去”写了出来，让人很容易便起到共鸣，小说也就畅销了。
但也不免想问：接下来怎么办？原来仅想打家劫舍，没想到搞出一个江山。获得这么多奖，世俗名利接踵而至，如今还能依然故我，搞自己喜欢的，写自己想写的就好吗？
老猫：鱼头过誉，《繁花》确实赢得一些读者，获得不少评论，但是这事出自偶然，我理该满足了。网上读者议论——“《繁花》可以做老金枕头了。”意思是，我写了它，可以休矣，可以死了，死而无憾。
总结此书，是我碰到一种久违的幸运，无意中发觉了书里两个人，一来一回，密集对话，文字一大块一大块，觉得很好玩，因此不间断地写了，比如把几件事、几个月的事、某个人自言自语一生坎坷，写一整块，几千字不分行，即使网友抱怨“看得眼睛痛”，请我分行，请不要挤在一起，也不理睬。结果人家仔细为我分了行，发到了网上，也不理会。
我心里晓得，现在读者完全习惯了西式“另起一行”、因此深感不适，而我现在需要一意孤行，这个写法之少见，我不能让它溜走。写小说，抓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样式，是很难的。写小说都清楚，抓这一条鱼往往很滑，等于抓到了一种自我的特征，这方面西方文学更讲究，形式、文本个性，福克纳不喜欢标点，连续几页不分行……包括语感的“大民族语言的小民族化”，包括我背离普通话书面语，改良南方方言、做许多细部实验等等，都是编者的职业敏感，让我晓得，面对“同质化”的惯性，在没人注意文体、语言的年代，我要抓紧它，一意孤行。
《繁花》的英译者陶忘机
这样做当然是苦了译者的，《繁花》英文版由美国汉学家陶忘机（John Balcom）先生译，最近他几乎每天来信，问很多方言的麻烦。没办法，注重方言，是我做编者三十年来，经常对作者提的要求。湖南小说家田耳曾对我说：“很多年前，金老师就这样讲过，金老师知道我当时心里想什么？”我说不知道。“我心里想，金老师你讲得那么多、那么复杂，那么你写一个给我看看啊？等后来看到了《繁花》，我无话可说了。”
鱼头问我以后怎样，我不知道。文学应该讲究语言、语感，能不能翻译是另一回事，对华文作者读者来说，方言确实比标准书面语更有个性。我至今仍然是一个编者，《繁花》只提出了一种样本，一种写作可能——接下来我怎么会按一般作家的样子，从此写个不停？小说是偶然中产生的，那我要等待下一个偶然。
个人的私生活，一旦绽露，就有惊人魅力和连锁反应
鱼头：“道假诸缘，复需时熟”，瓜熟蒂落——或说偶然得之——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但真也就得靠写个不停，树要日日长，才有瓜熟蒂落的“偶然”。讲讲散文吧。散文创作的实验性当没小说这么高，可我看你的散文，也都有小说的影子。或者说，你天生就是讲故事的人，让人乐意倾着耳朵注意听。网络上可看到你写的许多文章，却未必都选入《洗牌年代》这本书里？你是编者，选文时想必你已自觉或不自觉编过一次了吧？所根据的是什么呢？你对散文的期待又是什么呢？
老猫：可以随便，需要言之有物。所言之物是什么，特别的内容吗，我感觉“看见”很重要，细节场景看得见，博尔赫斯，他是亮光、声音、气味更强烈？真是不好回答。
我是靠画面推动的，觉得画面和画面之间，才是文字的链接，也更能打动我，借这个办法，筛选过去那种碎片……会带过来内容，一切都由它带来。
细节也极重要，比如今天看到网上信息“上海老洋房每平米高达四十万”、“全市独幢老洋房五千幢，可交易者仅占一成”，于是看下去，忽然出现“乌鲁木齐路‘水晶宫’，总价1.5亿成交”。啊呀，这三字，搬到1966年小青年散发的“文革”传单上，就是如雷贯耳！
乌鲁木齐路“水晶宫”
那时上海开膛破肚，传闻蜂起，不少中小学生，上午辛勤记录种种“大字报”，下午刻蜡纸、印传单，晚上拿到南京路卖，一分钱一张，卖完上馆子。这些传单里，就有“徐汇区发现资产阶级腐朽淫秽铁证，‘水晶宫’难逃革命群众火眼金睛”大字标题，所指正是五十年后今天，网上报导的“水晶宫”；这幢洋房的大卧室，上下左右，据说全部贴了巨镜，等于一张大床浮在空中，全上海工人阶级，男女老少，都有权走进去“参观批判”，谁都可以大摇大摆进洋房，真是奇观。朝朝暮暮、灯火通明，参观一个隐蔽的，豪华无比联想无限的私人卧室，这些蜂拥而至的男女老少革命者场面，尤其是一种极大的奇观。
上海话“门槛踏穿”，人人都可以踏进水晶宫，就这样成为当时上海最有名的、最人声鼎沸的大聚会场所。主人早就失踪，表明个人的私生活，种种大大小小的生活秘密，超过了一般的想象，一旦绽露，就有惊人魅力和连锁反应。
散文如果除去网上标题，有后续，有无限细化，或只是这几句展开，才有可读的空间。我一直这样认为，作者并不是神，不可能囊括世界所有，把自己所知道的那点局部写出来，是真正应该做的老实事情。
最显眼的隔阂，是繁、简字体的隔阂
鱼头：《洗牌年代》的“洗牌”，所指当是“文革”后期知青上山下乡，南北大洗牌的种种往事。与杨绛先生的“洗澡”两字有异曲同工之意。台湾版增加了不少篇幅，而取其中一篇，改名《我们并不知道》，寓意又变，当是指台湾读者并不知道、彼岸的这一段时代往事。这样的改变，自有因地制宜的意义，却也显现两岸之间不同的历史发展所造成的某种亟待打破的隔阂。关于这一点，尤其“台湾”这一似近若远的地方，不知你的看法如何？尤其你也曾“登台”过之后。
金宇澄《我们并不知道》
老猫：五月份在复旦大学遇到李昂，想到了她写的小说《杀夫》，在大陆文学圈曾经红极一时，也是直到最近，读陈定山《春申旧闻》，才清楚这部小说的原型，是发生在日占时期上海新闸路酱园弄的一起凶案：“詹周氏杀夫”。李昂和陈定山，都是在台湾写了上海的文字，两地联系如此紧密，这类例子很多很多了，对于过去，我们烂熟于胸。
两岸的如今，尤其互联网功效，越来越通晓，但还是古人讲的橘生南北，“其味不同， 水土异也”。记得去年参加“印刻文学赏”讨论，除我之外，是杨照、朱天心、苏伟贞、骆以军四位评委，大家谈论很愉快，也显露一些差异。我记得当时备选的几部自认新颖的台湾小说，都被四位评委判了死刑，认为这些都是台湾的常见写作套路，而他们提出的几部特别的大陆作品，我的认定也一样，是大陆过于常见的、甚至已写滥了的样式了……我们交流频繁，也一直显露一种隔阂或差异，很正常，或是更有意味。隔阂和差异，包括一些大话题，更多还是在一种依赖水土的、形成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的有趣方面。橘子还是橘子，内里滋味仍然不同。
陈定山《春申旧闻》《春申旧闻续》《春申续闻》
有了对比，才更有心得，记得二十年前，我曾在位于苏州的某台企宾馆里住过一晚，那时情况和现在比较，真不太一样，宾馆座落在一个四周围有高墙铁丝网的建筑群落里，当地人称“小台湾”，走进了大门，就像到了台湾那样，里面有台式宿舍、食堂、小饭店、便利店，洗衣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走来走去，都是台湾男女，小孩，包括抱小孩的阿婆，都来自台湾，仿佛空气也改变了，充满了台湾的味道。
生活方式是最易打通的，比如这本书中写的青年时代，上海人是根本不吃生菜的，迁到东北发现，夏天常见的东北菜，是生洋葱、生卷心菜丝凉拌的“拉皮”，田里采一个大青椒，当地老乡擦两下就当苹果啃了。上海人深感不可思议。当地种植的几百公顷大豆，是等枯黄后收割，而上海人常常摘了一铁桶青毛豆，到马厩抓一把盐，就煮了吃。东北老乡气愤道：你们在破坏革命生产！你们到底是人？还是牲口啊？真好玩。吃的隔阂，毕竟最容易消除，一天要吃几趟，有了交流比较，双方很快接纳了对方的口味。
隔阂是显示有趣的，比如到广州，我坐进出租车，满耳粤语，根本听不懂，但感觉我真正到了广州了，什么都不一样，我很兴奋，希望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才好，这是我的心情，如今大陆每个城市，差不多都讲普通话，风景越来越一样，旧房飞快拆除，新楼飞快建立，传统旧影飞快撕去，担心到哪一天，我就像一个旧苏联电影的醉鬼，晚上回家，误入另一个一样城市、另一座一样的居民大楼、拿出一样的钥匙、开了一样的门锁、进入一样的房间、坐下来看一样的电视……
所谓的隔阂，是需要时间，需要建立温湿度管道那种、更为频繁密集的互通，消弭的同时，也该产生新的隔阂吧。
此外的具体发现是：台湾的馄钝和上海完全不一样。
台湾有无数传代的美食小馆子，大陆也曾如此，消失多年，如今重建，不知是否可以传代？媒体小记者这样提问，也许，是真不清楚它们开开停停的原因，我晓得这种小馆要传代，铺面必须永久的属于私有，否则是不可能的。
我一直的感觉是，最显眼的隔阂，是繁、简字体的隔阂。
真心希望这宝贵的隔阂，一直保存下去，才能真正显露汉字的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