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用铁链锁住我的双手，抱歉说：“历史如此”；
后者说我不够黑，算不得他们中的精粹；
……
我曾接受坚实的殖民地教育，
我体内有荷兰人、黑人和英国人的血。
要么我谁也不是，要么我就是一个民族。
他经常面对来自两方面的批评：本土批评家说，“太英国了”，而英国评论家则说，“有些用语太地方了”。
但这并未使他屈从于某一方。他选择了接受。
无论是本土文化还是殖民文化，既然已经成为他身上不可更改的事实，那么为何不拥抱它们并从中获得给养呢？结果就是，沃尔科特成为了多元文化的受益者，如他所钦慕的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一样，在“我是谁”的叩问中“发现”了“我之为我”。
1992年，凭借《奥美罗斯》，沃尔科特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这部史诗中，沃尔科特把加勒比海文化和殖民历史交融其中，产生了莫大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以至于被西方文学评论家誉为“当代的荷马”。
“诗人”身份超越了“加勒比诗人”
但是作为诗人的沃尔科特并未满足于此。他把处理加勒比人集体经验的“任务”交给了戏剧，而在诗歌中，他希望驶向更为开阔的地方，这种愿望到了晚年尤其强烈。《白鹭》就是在这种情绪下产生的作品。
2011年，凭借《白鹭》，沃尔科特“击败”了希尼等诗人，获得了英语世界最为著名和重要的诗歌奖之一的艾略特奖。
在《白鹭》中，很大程度上，身份认同已经不再困扰他了，或者说已经不是沃尔科特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了。
“诗人”这个身份，在此时显然已经超越了“圣卢西亚诗人”或“加勒比诗人”。
他将隐匿于他此前诗歌中的“充满危险的秘密出航”（《港口》）这个意涵放大，开始应对起一个伟大诗人所应具有的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