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学院与江湖之间的民国气象

记者：地域文化的差异，也是观察民国社会的重要视角，比如对于现代都市的比较。有一种说法认为，民国时期的上海比北京更有文化气息，您怎么看？

唐小兵：关于民国时期北京与上海的文化研究，莫过于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的比较。如果从文化出版业的视角观察，毫无疑问，从晚清开始到民国，上海一直是中国的出版中心。出版家王云五在一篇分析1927年到1936年十年间的中国出版业的文章总结道：“最近十年可算是中国出版事业很重要的时期。以出版物的数量论，这十年中的第一年全国新出版物只有一三二三册，其第十年则进至九四三八册，约七倍于第一年。中间各年度逐渐增加；只有民国二十一年，因上海遭一二八的事变，而我国出版家十之八九在上海，直接或间接都受其打击，因此这一年的新出版物较以前特别减少；此外总是有增无减的。尤其是后五年间新出版物的增加最速，统计前五年全国新出版物共一二八六二册，而后五年的新出版物却有二九八五六册。其一般的原因，固由于教育日益发达，社会日益进步；但出版家的努力出版新书，尤为重大的原因。”当时主要的出版机构，如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都在上海，后来建国后因为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调控，才迁往北京。出版文化的繁荣，为上海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逐渐形成了海派文化。西方文化最初在中国传播，也是在上海。在晚清，出现了一些懂外文，能阅读西方报刊和书籍的口岸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塑造了一种介于中西之间的文化形态。后来到了民国，上海的文化更加多元，有创造社、鲁迅、左联所主张的左翼文化，也有像施蛰存提倡的现代主义文学。在上海这座城市，能够看到各种文化形态，多元的文化空间，为文化的碰撞提供可能，这种碰撞，既高度分化，相互之间又并不让人感觉矛盾，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包容、开放的海派文化也就此形成。上海是一座求新趋新的城市，是带有文化的时尚感的，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叶文心的《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等，都对此有过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