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学院与江湖之间的民国气象

民国上海旧影

北京的文化形态与精神气质则大不相同。对于北京而言，它集聚了当时最好的大学，如北大、清华、燕京、辅仁，一些重要的知识分子也生活在北京，如胡适、林徽因、沈从文、周作人、卞之琳、朱光潜、俞平伯、废名，虽然他们的部分作品也具有先锋性，但更多的是体现一种带有文化品位的精神贵族趣味，是对古今中西之争中的文明与文化之体认与再阐释，当然也不乏京派文学对个体心灵的体验。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偏向精英和血缘，追求雅致。与上海相比，北京有着更为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传统的接续更多一些。如学者董玥在其著作《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所谈到的一样，北京的文化体现了一种对传统的回收，无论是经济生活、空间秩序还是文化再现。这在上海不易见到，毕竟它来不及形成自身传统就遭遇西方了，而北京背后所连接的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中国，它有足够充分的资源来回应西方的挑战。民国时期北京与上海文化之别，就如同王鼎钧先生在评述其作品与齐邦媛先生的异同时所比喻的那样：“一本作品就是那个作者的世界，我的世界是江湖，齐教授的世界是学院。江湖的对面是台阁，是袍笏冠带，我见过；江湖的对面是园林，是姹紫嫣红，我游过；江湖的对面是学院，是博学鸿词，我梦过，这些经历并未改变江湖的性质，只是增添了它的风波。我志在反映现实，齐教授不然。齐教授沉浸英诗，她的散文非常‘清华’，我的烟火气太重。她的风格雅，我的风格俗。”北京文化有学院气，而上海文化多江湖味。

知识分子与城市之离合关系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知识分子居住在怎样的城市，可以体现个人与城市的品位，钱理群教授以前做过鲁迅、周作人、沈从文等与京沪两地的关系之研究。学者王晓渔的著作《知识分子的“内战”：现代上海的文化场域（1927-1930）》提到，在1927年前后，由于受到北方战局的影响，如胡适、徐志摩等人南下，来到上海，而等时局稍定，大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回到了北京，而像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就不走了，做了自由撰稿人，最后所构成的基本格局就是自由派主要聚居北平，而左翼大多集聚上海。这说明每个城市有自身的文化特质，而每个知识分子在与不同城市的相处、磨合过程中，也就在寻找一种精神气质上的契合性。例如那些留洋归来的学生，他们在北京容易谋得教职，而本土的作家，如沈从文，也能在北京找寻一种乡土中国的感觉。他觉得上海太商业、太市侩气，并不喜欢，而当他去北平香山，听到鸡叫鸟鸣，就感觉很自在。如果要对京沪两地做个区分，可以说选择在北京生活的人感觉更自在，这种自在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而上海更多的是自由，这里所说的“自由”指的是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多元性。北京的知识分子，在精神血脉上接续的更多是传统文化，而上海的知识分子，则追求的是一种先锋文化和时尚文化。另外，文化中的经济因素也值得关注，上海的文人知识分子以文化出版业作为生活支撑，像徐懋庸、夏衍这些在上海的左翼文化人，一个月光靠翻译就能够有一百五十元左右的收入，可以养活家庭，还能有余钱寄给父母，这在北平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