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47年，斯蒂芬·金成长于美国底层的一个单亲家庭，大学毕业后，他当过四年洗衣工、中学保洁员以及英语老师。相比于绝大多数的作家，二十七岁就拿到了一笔二十万稿酬的他（《魔女嘉丽》），算是极其幸运的。但是他的喜好以及创作动机，就此带着永恒的底层烙印。他强调，好的故事永远是第一位的，语言、主题、风格、形式、寓意等等，都是次要的装饰品，或者说，这些都是为故事服务的。受过教育的底层（the educated underclass），不需要普鲁斯特的自悲自怜，需要的是带有“嘭”（金和他的哥哥在儿童时所追寻的pow！）一声的故事。所以，好的故事要不就要有恐怖，要不就要有惊奇，实在不行，起码要有恶心至极（gross-out）。
正如他借《11 / 22 / 63》主人公之口说出的：“香烟不过是烟，故事不过是故事。本来就不需要另有深意！”哪怕，这所谓的“另有深意”，才是批评家所真正关心的。批评家总是询问，斯蒂芬·金是不是一个“严肃的（serious）”作家？“严肃”就是一个指代“关心作品中的深意”的暗语。巧妙的是， 通过实实在在地“解构”一个作家如何创造出“深意”，《论写作》给出了答案：他的小说是有深意的，而且他会在写完初稿后寻找“深意”；同时，“深意”永远是第二位的，来源于故事，并且要绝对地服务于故事。甚至，小说的每一个字词，每一句话都应该服务于故事，“删掉所有可有可无的副词”直到最好只剩下动词！用他的话说，如果在地下遇见乔治·奥威尔，他一定要追问奥威尔：“《动物庄园》到底是先有故事，还是先有寓意？”
当然，“故事性”不等于“文学性”（举一近例，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乏故事性，却几乎毫无文学性）。斯蒂芬·金的可爱在于，他不会为了批评家而矫揉造作出超出服务于故事之上的“文学性”，哪怕只是一句多余的修饰，或者一个多余的副词。然而，斯蒂芬·金又强调说，他的“故事性”，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喜悦，写作对他而言，是一种治疗性质的涤荡（catharsis）。读读他是如何摆脱经年的酒醉和可卡因的，我猜这并非虚言。也许，这个世界上很少还有作家比他更“严肃地”忠于故事本身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