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荨麻花开》： 为一地黄连的童谣

还有，马丁松的文学语言典型的瑞典南部的地方特色，比如，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植物名称和自创的语言结构与词汇等，都给翻译带了难度。也许，情况果真如此；可也许，就小说而言，无论是《荨麻花开》写作的年月，还是马丁松获得诺奖的前后时代，世界文学的潮向，都已不是一部作品可以“闭门而行天下”的光景。文学的创造与怀疑，直到今天，上百年来，都是小说的一股巨大的主潮。而《荨麻花开》，则写得语言淡静，行文简白，故事涩苦而明了。就是文本中饱有罕见的自传童泪的诗意，也毕竟和世界的主调文学，相去了甚远而甚远。所以，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没有所谓的“国际声誉”，应是一桩可以理解的事情。

好像，马丁松曾为1974年获得的这个诺奖有许多不悦的纠缠。

好像，斯德哥尔摩那座奖项的都城，也曾为马丁松获奖有着长时不息的争说。

然现在看来，无论是颁奖还是领奖，双方都已经淡去了这些。时间掩盖了一切。作品已经归位到了作品的本身。就是过度拜仰诺奖的中国读者，也已经不会因为马丁松是诺奖的获得者，而对其作品就报以欢乐的热情，使钱袋的拉链自动打开，也不会因为他不是诺奖名单中的一员，就视《荨麻花开》为真的荨麻一般，寻常而又寻常。

确真而言，读这样一部小说，需要相当平静的心情。一如今天的读者，阅读早年的《呼兰河传》一样，一定不是那些烦急慌忙的人，如在地铁上啃咬苹果般那么潮新、那么匆忙的阅读或者匆匆的了解。《荨麻花开》写得散淡却又清晰，苦涩而又诗意，意蕴似乎简略，却在背后深埋着作家对世界忧伤而又不息希望的容大。尤其小说中那种始终如一的“在地性”与世界性的联系，显示了一个作家对文学立场固守的坚信。在斯特林堡的《海姆素岛居民》中，那种在地性的文化，多是表现岛民们的生活风俗；在拉格洛夫的《尤斯塔·贝林的萨迦》中，却表现为山地森林中的神秘与传说。而更具现代性的瑟德尔贝里的《格拉斯医生》，在一百多年前的写作里，就写尽了斯德哥尔摩的地理、街道和建筑，而一百多年之后，人们仍然穿行在那些街道与建筑中，如同穿行在《格拉斯医生》这部小说中一样。今天，在读这部《荨麻花开》时，那种在地性的地域文化，又表现为瑞典南部乡土的自然、植物和被浓缩素描的民族特性。这就不得不让人去想，这些北欧的瑞典作家，为什么都那么酷爱坚守民族的地域和地域中更具在地意义的文化特征与根深的文化须毛？一部《荨麻花开》，也多少就是一部瑞典南部酸苦的地域史和植物志。而这种地域史和植物志，在80年后的今天，我们来阅读这部小说时，竟然如同翻看人类祖先或父母、爷奶的照片样，从中显出一种温润的力量，渗透在马丁松的小说中，也浸润在异国的某种阅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