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这样的做法过于主观，但梁鸿认为这样的呈现才能更加全面地呈现那种真实。“‘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逃离、界定、视而不见、廉价的乡愁、沾沾自喜的回归、洋洋得意的时尚、大而无当的现代等等，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风景的塑造者。”她在长文《艰难的“重返”》中这样写道。
2011年起，梁鸿再次回到梁庄，搜集外出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和她的父亲等人一起，去了十余个省市，采访了340多人。在城市里，梁鸿见到了那些作为车夫的梁庄人因为三轮车被没收而想尽办法，那些从事食品行业的梁庄人进行造假，那些在工厂里打工的梁庄人不戴口罩，暴露在有毒的空气中。他们和其他所有进城打工的人一样，没有自己的声音，形象也一直被另一种话语所塑造。都市的繁华与现代的光芒与他们有关，但又最终与他们无关，他们是最晦暗的部分。
寻访和调查耗费了梁鸿极大的精力，因为那些外出打工的梁庄人常常散落在无人知晓的城市边缘，不断流动。而结束调查之后，回到北京的梁鸿专门租了一个写作间，每天早上八点进去，晚上八点离开。繁杂的资料和素材被抽丝剥茧，超过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出梁庄记》才终于写完。
两本书的出版给梁鸿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却也给她带来了一些麻烦。尽管梁鸿将所有的地名与人物关系都做了处理，但因为“梁庄系列”的成功，消息还是传到了县里。《中国在梁庄》出版的那一年春节，梁鸿有些担心，没有回老家。后来回到那里的时候，村支书前后不离地跟着。村子里的人分成了不同的派别，年轻人非常兴奋，想办法买了好多本。梁鸿请县委书记吃过一次饭，也被乡党委书记邀请吃过饭。她不希望有人因为自己而受到打扰，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姐姐还在县里工作。
写作的难度无处不在，梁鸿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写非虚构作品的时候是这样，写小说同样如此。压力可能来自外部，梁鸿也不得不注意这些，在不违背写作诉求的前提下，处理好与周围的关系。
更多的时候，压力来自于内部。社会的变革过于宏大和剧烈，但现实的细部纹理却足够微妙，她不断地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转化视角，希望可以呈现出暧昧本身的形态。她相信，会有火焰从土地里喷薄而出，会有回声来自冰层的更深处。
(《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第44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