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写完后，梁鸿的姐姐读了，故事经过了演绎，但很多细节似曾相识，这让姐姐觉得很好玩。除了父亲，梁鸿最熟悉的就是她的姐姐。去北欧的时候，梁鸿到了挪威，姐姐打来电话，带着浓郁的河南方言，大声问她在哪里。梁鸿说自己正在挪威的森林里，对于她，这里与披头士乐队的同名歌曲有关，与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有关。但喜欢打趣她的姐姐说，襄阳也有一个挪威森林，北欧风情，五千块一平米。
光芒的另一面
即便梁鸿已经走得很远，但她仍然绕不过梁庄。
当多年之后再次回头看的时候，梁鸿觉得，自己开始非虚构写作更像是一个巧合。博士毕业，然后进入高校，开始了围绕讲台和论文的生活，这几乎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梁鸿却越来越感觉到一种匮乏，认为自己与某种生活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经历这种困顿的时候，有人选择周游世界，有人选择继续忍耐，而我选择了回老家。”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当梁鸿在2008年回到生养自己的那片土地，才发现现实与记忆早已发生了巨大的位移和变形。她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些梁庄人中的一个，尽管曾经在这里居住，但现在生活在城市，想法和视野也都被城市重新塑造。
于是，在《中国在梁庄》里，一方面读者可以看到梁庄留守者的自我叙述，夹杂着方言，那是梁鸿根据录音进行的整理，向读者呈现出真实的生活和“丰富的痛苦”；另一方面，那个贯穿全书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成为了一个入口。借此，批评家梁鸿不断调整镜头的焦距，借助议论和分析，以一个观察者的眼光向读者呈现那些人物经历和社会现实，与梁庄人的自我叙述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与此同时，作为城市居民的梁鸿面对巨大差异而产生的第一反应也都被保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