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真的走向歧途或末路了吗

总体而言，现代民族国家试图通过建立统一标准语竖起一个民族的共同镜像，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符号化”，国民认同和类的认同，“一方面以政治化的方式，一方面以‘公理’意识形态的方式，成为侵占个人极其日常生活的主导叙事”。这种影响，亦即个人与公共的妥协、对抗和解决，在新时期依旧是诗歌写作或隐或显的底色。革命诗歌之外，一些诗人在逐步寻求诗的自我表达。随着全球化语境的到来，他们身怀“身份的焦虑”（“我是谁”）和“影响的焦虑”，对文化冲突和自我认同作出了反拨性回响。无论朦胧诗、先锋诗、口语诗，还是以代际区分诗歌流层，亦或是在多个向度探索的各种派别，“都潜伏着一种存在的地质学式的层次，在其中聚集着名称的全部内涵”，都在国家与社会、市场与价值、个人与公共交织的复杂场域中，表达对意识形态或远或近的情绪和看法。在诗人眼里，“诗面对的始终是一个难以‘祛魅’的世界”。在他们眼里，诗歌是一种秩序，一种圣经，他们企图通过书写，为现实世界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在诗歌语言中，如果“更深入地考察自我关涉的书写机制，潜藏它们身后的无疑又是机会主义的诗歌观念”。也就是说，新时期的诗歌，对意识形态的关涉无时无刻不渗透在日常生活和语言之中。无论是对抗、批评、疏离，甚至自我堕落、自我划界，成为一种去历史的“纯诗”，都表现出一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精神，具有隐蔽的意识形态性。也许有人注意到，诗歌越来越走向个体、远离公共，“个人化使诗最后摆脱了社会意义的笼罩”，但“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自此以后，诗人关心的只是自己，而对自己以外的一切淡漠而疏远。相当部分的诗成为诗人对于小小的自我无休止的‘抚摸’”。其实，这种无休止的抚摸，也是一种态度：一种自以为是的流放和甘为弱者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