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婚姻悲剧重读鲁迅作品，许多作品会呈现出新的涵义。鲁迅1919年12月4日回到绍兴办理迁居事宜，就夫妻关系而言是回到了朱安身边，12月24日离开绍兴的时候也是带着朱安。然而，滞留绍兴20天的日记中没有朱安，朱安仅仅存在于24日日记的“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一语中。在取材于此次返乡的小说《故乡》中，叙述者“我”则没有家眷，身份、职业不明。所以，从小说与题材的关系来看，《故乡》是鲁迅回避发妻、塑造“独身自我”、思考“希望”的作品，而这“希望”与朱安给他的“绝望”有关。尤应注意的是散文诗集《野草》。关于该书，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1931年11月作）中有说明，所谓“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结合《野草》的实际情形来看，这种表述并不成立。《野草》中《淡淡的血痕中》《一觉》等篇针砭时局，并非“难于直说”或“措辞就很含糊了”，《颓败线的颤动》写普遍性的伦理问题，更与是否“直说”无关。我认为，鲁迅的说明本身有误导读者、掩盖真相之嫌。从《野草》的创作背景与具体内容能够看到这真相，而这真相之中存在着朱安。1924年5月25日，鲁迅移居西三条胡同，居住至1926年8月26日南下广州。《野草》中的23篇作品即写于此时、此地。当时，鲁迅和母亲、朱安居住于此，另有两位女佣。关于鲁迅家中“太怕人”的阴暗、压抑气氛，《朱安传》引用鲁迅友人荆有麟的文章作了描述，关于鲁迅撰写《野草》中诸文时的状态，则需要我们用想象来补充。西三条寓所的正房共三间，东间住着鲁迅母亲，西间住着朱安，鲁迅住在当中一间后面的“老虎尾巴”里。夜深人静，鲁迅独坐在“老虎尾巴”里对着东墙写作，相连的两个房间里是两位给了他许多痛苦与烦恼的女性。意识到这一点，有助于理解《野草》中的氛围与意象，进而发现其中“潜在的朱安”。《影的告别》曰：“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将此语作为鲁迅在灵魂深处对朱安发出的声音，是符合逻辑的。1923年鲁迅因“兄弟失和”搬出八道湾的时候，就企图摆脱朱安，但未能做到。朱安影子一样随他住到了砖塔胡同，又随他搬到西三条寓所。《我的失恋》一篇，鲁迅自云是“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野草>英文译本序》），但是，对于处于“无恋”状态、在朱安身边用第一人称“我”写这首打油诗的鲁迅来说，诗歌的内涵不会与他本人的婚姻状态无关。实际上，该诗表现的“我”与“我的所爱”之间的错位、隔膜关系，同样属于鲁迅与朱安。《复仇》一篇中裸着全身、手持利刃、枯站在旷野上无言相对的两个人，可以理解为鲁迅与朱安的喻体——鲁迅用“漠视”之刀对抗畸形婚姻，朱安则还之以无言的“如影随形”。《希望》一篇，则应结合小说《故乡》结尾处对于“希望”的思考来理解。“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在这种表述中，鲁迅对自己不幸青春（即朱安的投影）的哀叹一目了然。《野草》之外，写于同一环境中的《伤逝》同样值得注意。《朱安传》告诉我们研究者已经指出《伤逝》女主人公子君身上有朱安的影子。确实，小说中子君“凄惨的神色”，“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的生存状态，也属于朱安。“我终于从她言动上看出，她大概已经认定我是一个忍心的人。”“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小说中的这种叙述则可以用之于鲁迅本人。《伤逝》和《我的失恋》一样，是从“我”的立场展开叙述，作为叙事者的“我”与作为鲁迅的“我”本来难免重叠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