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唱《义勇军进行曲》：松山芭蕾舞团与日本左翼文艺(4)

另一方面，在一衣带水的中国，日本左翼文艺运动的消息屡见报端，尤其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对日本左翼运动的报道以及日本左翼人士的相关理论文章译介都是当时报刊杂志常见的内容。沈绮雨所撰《日本底普罗艺术怎样发展它的运动过程》就在创刊于上海的左翼刊物《日出》刊载，介绍了日本在大正及昭和年间的左翼文艺团体；《国际译报》也刊有一则题为《向莫斯科乘车的日本左翼剧团》的消息，介绍了当时纳普（后来的科普）成员率领旗下剧团前往莫斯科交流一事。

此后军国主义的坐大和伪满洲国的建立，一方面在日本国内造成了左翼人士被大规模打压、拘捕与迫害，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与日本左翼文艺立场相近的声音，跨越国界的阶级统一战线逐渐显现。中共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也开始驱使日本的左翼人士产生到中国去看看的愿望。不过此时与中国的共产革命“争夺”左翼人士的还有伪满洲国。孙传钊《军国主义统治下左翼知识分子的幻想》就注意到，“七七事变”之后，满铁调查部曾把不少左翼青年吸纳到建设伪满洲国的计划之中，从而形成了左翼马克思主义青年和右翼军国主义青年共同“建设满洲”的奇观。当时的精英大学生中有不少被马克思主义吸引的青年，而满铁素有从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录用毕业生的传统，于是一方面驻扎在伪满洲国的关东军本身由数量颇多的右翼军人构成，另一方面为“满铁经济调查会”撰写报告和论文的，则是基于“理性实践”等目的加入满铁的左翼精英们。出于对自身信仰的坚持，这些左翼青年也怀揣着要在日本推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想法，投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伪满洲国建设，甚至准备在当时的绥化县实施“农业合作社政策”。不过这些左翼青年的尝试都受到了关东军的密切注视，自然也难以真正实践他们的信念。1942年9月，关东军宪兵队就组织了两次搜查行动，逮捕了44名满铁的“共产主义者”，不少人在严刑逼供下，为求自保而在思想上逐步转向。这些左翼青年试图把“军国主义政策与自己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政策结合起来的调查”，也就此中止。而即使在日据华北地区，参与日本对华文宣的日本知识分子也仍然有不少在政治立场上显得“暧昧”的人士，例如后来加入华北电影队担任美工、并为歌剧版《白毛女》担任美术设计的小野泽亘，最初就加入华北的日伪刊物《北京漫画》。小野泽的回忆录提到，他本身就是受到左翼思潮影响，因而对中国产生兴趣；到了中国之后，也结识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同样醉心马克思主义的日本同仁。小野泽本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政治立场愈发亲共，在送一位同在《北京漫画》工作的日本友人入伍之后，他对于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献身产生怀疑与批判，产生了到中共根据地看看的念头，并最终加入中共的华北电影队。可以说在抗日战争阴云之下，中日两国并不仅仅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共同的反法西斯、反军国主义诉求也存在于二者之间，而日本的左翼文艺传统也在战后成为承担中日友好往来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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