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坎瓦尔(Roop Kanwar)殉夫案,是印度女权遭遇社会保守力量反扑的重要分水岭。这年9月4日,拉贾斯坦邦发生了一起女子殉夫案。死者坎瓦尔是一名18岁女子,和丈夫结婚仅仅8个月。她殉夫后被一些印度教徒视为圣人予以膜拜;女权主义者则随即发动运动,抗议政府袖手旁观,她们质疑坎瓦尔死于被迫,要求惩戒凶手,推动立法制止此类情况再次发生。但与之前的抗议不同,女权主义者的抗议遭到了宗教力量、部分妇女乃至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的反对。信徒和虔诚的妇女上街支持殉夫仪式,认为其中体现了妇女的道德力量;知识分子则批评女权主义运动一心想在印度实现西方式现代化,用“自私”和市场力量摧毁印度社会。现代化和反殖民的“印度传统”,又一次让妇女平权运动面临窘境。而这一次,她们不仅在社会改革上遇到阻力,也面临被多重社会力量逼到墙角的危险。雪上加霜的是,到1990年代,印度教徒-穆斯林的冲突与族群杀戮,随着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事件延烧到整个印度,妇女则在族群冲突中疲于奔命。
百年来,印度的妇女权益确实收获了不少进步。然而到今天,在一些人眼中,凡是已经达成的妇女解放成果,都是“足够”的,而尚待争取的权利,都是“过分”的。比如写出布克奖获奖小说《微物之神》,揭露喀拉拉“天堂”背后的性别与种姓压迫的女作家洛伊(Arundhati Roy)就被不少印度人视为“搞事”、“阻碍发展”的“左派叛国者”。在他们看来,这些作家、运动者揭露印度社会的黑暗面,获得西方人青睐,可谓是刻意抹黑祖国。2016年,以羞辱洛伊和其他左翼人士、平权人士而名声大噪的达金德尔·辛格(Tajinder Pal Singh)还成为了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在德里的官方发言人。
《第一炉香》里葛薇龙爱上的浪子乔琪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杂种”。梁太太在碰了壁后这样揭他的底:“姓乔的你这小杂种,你爸爸巴结英国人弄了个爵士衔,你妈可是来历不明的葡萄牙婊子,澳门摇摊场子上数筹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