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印度独立运动中，仍然有不少妇女选择了激进道路。既然男性的激进组织不接纳，不少妇女就自行组织。1931年，两位十来岁的女孩高希（Shanti Ghosh）和乔杜里（Suniti Chaudhary）刺杀了地方上的治安官。次年，另一位妇女瓦迪德尔（Preetilata Wadedar）袭击了加尔各答的一处英国俱乐部，并在面临拘捕时服毒自杀。与此同时，更多妇女开始组织工会、罢工。刚成立不久的印度共产党也开始吸收女性成员——尽管男性干部们不愿意相信她们。这些激进行动展现着独立意志与行动力，却没有得到主流社会认可。
印度的独立运动主流，是甘地和格末拉夫人（Kamaladevi）等人动员农民和农村妇女的非暴力不合作。在国大党内，虽然有尼赫鲁等人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式的现代化理念，然而妇女在其中仍是辅助角色——农民运动建立了大量奶牛保护会、种姓会、乡村五老会，女性的基层组织却仍然较少；而民主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议程，则不包括改变印度家庭的生活模式。
从19世纪末到1947年，印度妇女从社会革命起步，加入民族革命。然而民族革命没有带来预想中的社会全面变革，妇女在印度独立运动中的身份显得尤为尴尬。1925年成立的“全印妇女大会”就是典型例子：妇女领袖们加入国大党，转向要求印度人民的政治解放，却渐渐在关涉妇女的社会进步议题上脱离激进。妇女大会转化成了民族运动的动员助手，面对1947年之后出现的新兴女权运动，她们也不再积极参与。
女权主义者也许可以指望强势的印度中央政府大刀阔斧提升妇女地位。然而这取决于主政者如何看待妇女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开国总理尼赫鲁的女儿，印度至今唯一的女总理英迪拉·甘地，就在1980年的一次讲话中明确表示：“我不是女权主义者……首要的问题是缩减贫富差距……在西方，所谓的妇女解放就是让女人变成男人一样，但坦率说来，我认为这只是把一种束缚变成另一种。”
《第一炉香》里葛薇龙爱上的浪子乔琪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杂种”。梁太太在碰了壁后这样揭他的底：“姓乔的你这小杂种，你爸爸巴结英国人弄了个爵士衔，你妈可是来历不明的葡萄牙婊子，澳门摇摊场子上数筹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