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考证与思辨(8)

回到中古时代的西域来看，正如本书已论证的，唐朝在天山北麓地区开拓出一套服务于定居文明生活的军政、民政、路政设施，引入了定居文明因素，而安史之乱后回鹘全盘接收、继承了它，逐步以原有的唐朝城镇为中心定居化，与突厥等游牧部族相比，“回鹘人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对城市定居生活和农业生活的熟悉和适应。回鹘人是漠北草原帝国中第一个建立大型城市聚落的族群”，并对城市-农耕定居文明因素“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本书281-282页）。数百年后蒙元时代畏吾儿人成为大受重用的“文明”族群，很可能便是由此打下的根基，那么，不妨也由此推断：也正是这一分化发展，使西州回鹘社会与仍过着草原游牧生活的突厥部落拉开了差距，进而产生了将之视为“化外蛮夷”的蔑视。实际上，先秦时周文化圈的华夏族群在加速发展和整合后，与周边四裔各族逐渐拉开差距，由此在长时段中产生张力，很可能是出于同样的机制。

如果是这样，那这就不仅是族群互动中的孤立现象，它本身也呼应、契合本书的结论：“到西州回鹘王朝时代，唐朝遗留下的城镇戍堡体系已经发展成为一片以城市为中心的聚落群体，天山北麓地区真正展现出相当体量的城市定居文明因素，这不正是丝绸之路天山北道沿线经济发展的明证么？”（283页）

不过，仍须谨慎判断的是，这种经济发展本身，却未必能用来证否当时丝绸之路的衰落，因为当谈到这一命题时，通常所指都是“作为一条国际商路的丝绸之路”，而不是“丝绸之路上城镇的经济状况”。前者的繁荣基于交换领域，而后者却可能来自生产领域，换言之，西州回鹘时代天山北麓的城镇网络，很可能体现出的是经济活动本地化的结果，这与“丝绸之路衰落”并不矛盾，也许根本就是一体两面的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这种衰落延续至今的最主要特征。（文/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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