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考证与思辨(6)

不过，像西州回鹘这样，既承认本群体所讲的是突厥语，又将“突厥”作为“化外蛮夷”一类的蔑称，这仍是相当特殊的现象。

一般人总认为，蔑称总是他称，因为没有一个族群会以蔑称加诸自身。徐冲在《“铁弗”新解》一文中谈到五胡十六国时的铁弗部，便推断“既然是一种蔑称，则所谓‘因以为号’，就不会是‘铁弗部’的自我称呼，而应该是一种他称”。但其实未必然，很常见的一种情况是：他称源于自称，并衍生出负面含义。如苗瑶族群自称的上古音*mlan-g本仅指“人”，由此而来的汉语他称“蛮”却带有贬义，不过相当多的苗瑶系族群迄今仍以此自称（如作为瑶族一支的勉人）。同样的，中国对日本的他称“倭/倭奴”，郑张尚芳认为本指“女人”，源于古女王国，但在汉语中向来被赋予强烈负面意味；而“支那”一词原也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无论源自“秦”或“晋”，就其本义及在佛经中均无贬义，晚清时甚至一度被不少国人用为自称，然而在近代日语中却染上了相当鲜明的蔑视意味。大概也因此，虽然川西汉人将包括彝族在内的几乎所有操藏缅语的人群都称为“倮倮”，但彝族中最大的一支诺苏人却以“倮倮”为蔑称（《国外学者彝学研究文集》）。

虽然学界对“突厥”一词的本义有争议，但诸说均认为它本无负面含义，“化外蛮夷”这一层意味是西州回鹘的语汇中衍生出来的。这可想源于双方长期的伤害性互动，但却未必只是如本书所揣想的，是因彼此之间的政治对立与攻伐，倒不如说，这是因为西州回鹘在定居化之后，在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程度上，与游牧的突厥族群拉开了差距。

这在内亚历史上是常有的事。姚大力在《北方民族史十论》中指出，蒙古部崛起之初，在政治、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发达程度，远不如乃蛮等原突厥部落，因而蒙古人在乃蛮人眼中是一帮“歹气息、衣服黑暗”（《蒙古秘史》第189节）的乌合之众，根本不能与克烈部（突厥化的原蒙古语部落）相提并论。到了十四世纪的帖木儿帝国时代，基本突厥化了的蒙古部族自称为察合台人（Chaghatay），而将东部草原地区的蒙古部众蔑称为Jatah（意为“抢劫者”）；而东部蒙古部族反过来蔑称察合台人为quraunas（意为“杂种”），以保持游牧传统为荣（《拉失德史》汉译本第一编375-376页）。人类学者拉尔夫·理青格（Ralph A. Litzinger）曾说，族群的文化政治中，“偏僻”（remote）在“空间的道德地理学”（moral geography of place）中往往意味着不同族群在一个想象的和现实的空间价值、意义等级上的劣等，这一等级无限向外延伸，以至于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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