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考证与思辨(7)

这种心态不仅限于对异族（如汉人之对“蛮夷戎狄”），常常也针对与自己“同文同种”的人群，甚至正是因为彼此近似，才更知根知底，更有凸显自己有所不同的必要。在近代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兴起之前，这是一种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心态。17世纪末之前，苏格兰高地人被低地同族看作是“无法无天的野蛮人”，其穿褶裙、吹风笛的习俗在当时尚不像后世那样是民族共同的象征，而被视为野蛮落后的标志（《传统的发明》）；同样的，地处偏远的广西那坡县的黑衣壮长久以来都被更“文明”的本族蔑视，但近些年来却又反过来被看作是唯一保留着“纯粹”和“原生态”壮族文化象征的人群。人类学者海力波就此在《道出真我：黑衣壮的人观与认同表征》中指出：“族群认同绝对不是单纯的工具性博弈手段，而是文化基本认知体系的组成部分，体现出人们对自身、他人、世界的文化想象。”

就此看来，付马在对西州回鹘的族群认同的问题上，正是将之看成了“单纯的工具性博弈手段”，因而才强调“突厥”成为蔑称是双方敌视对立的结果。这没有考虑到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同源的族群随着社会发展水平逐步拉开差距，自然会产生分化。英国学者伯纳德·刘易斯在《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一书开头就指出：“土耳其人”（Turks）这一名称虽然常被欧洲人无差别地用来指称奥斯曼帝国的所有人，但在其国内却“主要又含有鄙视之意，即系指游牧的土库曼人，或在更晚一个时期，系指安纳托利亚乡村中说土耳其语的粗鲁无知的农民而言的。如果拿它来称呼一个君士坦丁堡的上等人，那就无异是一种侮辱”。在这里，“君士坦丁堡的上等人”和“游牧的土库曼人”之间可并没有长期互相敌对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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