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此，女艺术家会面对一个选择——采用男性的客观视角，成为“荣誉男性”；或者一开始就宣告自己的女性特质。这不仅是艺术创作的选择，也是生活的选择。例如，从展览中莫德松-贝克的作品，能清楚地看到她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并体验了后果。换句话说，她的选择可能来自本能的引导，这种本能和创作行为中有自我毁灭的成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女人走出相对安全的领域，进入她自己的非法世界。

珂勒惠支，《自画像》，1889年，钢笔、毛笔、墨水，31.2x24.2cm

展览画册中有一篇女性艺术家尚塔尔·约菲（ChantalJoffe，生于1969年，是一位在美国出生的英国艺术家）的访谈，其中约菲指出了某些女性艺术家忠于女性特质的本能，不是一种服从或自我边缘化的行为，而是迈向权力的第一步——一种与男性特质截然不同的权力。但要通过这种途径获得与男性同等话语权，就必须认真对待女性主题，包括家庭生活、身体和母性。因为作为一名女性艺术家（或者说任何艺术家），其意义不是要压制自我和身份的事实，而是将其无情地用做创作的基础。即使在今天，像翠西·艾敏这样知名女性艺术家的创作题材依旧频频引发公众震惊和反感。与自我权威的概念背道而驰的是，女性气质可以被框定为一种义务和责任，这种想法似乎构成了对创作的直接威胁。例如，创作关于母性的艺术，看起来非常像是退出文化舞台，是一种认输。但其他领域的无数女性却将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视为成功。

珂勒惠支，《抱着死去孩子的女人》，1903年，纸上蚀刻，42.4x48.6cm

然而，艺术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是什么？如果艺术家也做到了工作与家庭的平衡，是不是将自己束缚在一个不盲目的愿景中？如果艺术家的任务是认识到支配人类与真理关系的变化原则，那么为之服务确实是一种责任。被边缘化的艺术家也不例外，只是他们的工作更为艰难。

玛丽安·韦尔夫金，《双胞胎》，1909年，纸上蛋彩，27.5x36.5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