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代《佩文斋书画谱》统计,唐宋年间的禅宗画家就有近百人,除了禅僧之外,也有居士、文人士大夫和部分院体画家等,如“狂禅”画家代表人石恪、自称“梁愚人”的梁楷。两宋时期,前来参禅修习的日本僧人荣西、道元等学习中国绘画艺术的同时,将大量中国绘画作品带到日本,直接催生了日本本土艺术家的禅画精品,如“日本画圣”雪舟等杨的《二祖断臂图》、东岭圆慈的《一圆相图》等。东岭圆慈素以画“圆相”闻名,师承日本“五百年间出的大德”白隐慧鹤。《一圆相图》与《六柿图》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简单而为,直指本心。东岭圆慈以水墨一笔表现日月交辉,笔画中有浓有淡、有立有破、有始有终、有虚有实,看似无头无尾,却动静相生、有无相继。一笔圆相简之又简,细品来,却似日月之间蕴含的万古长空,禅意无限——
不可以一朝风月昧却万古长空,
不可以万古长空不明一朝风月。
禅家常喜于以月喻心,禅门灯录就有《指月录》。画面中的圆形既可以是寻常所见的日月,也可以是禅宗喻示的万物之本心。禅宗悟道时“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也就是说,禅的传授不依托于文书经卷,而通过人人“心印”,彼此理解契合,传法授受。这里所说的“心”“性”并不囿于万物的实体存在,禅人借由万物来照见本心,于平凡处见不凡。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Blake)的《纯真预言》(Auguriesofinnocence)被译为“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无疑也与禅宗思想有内在的默契与呼应。
当然,对禅画的艺术精神及其外延解读并不局限于禅宗义理。在世界艺术史语境下,西方艺术评论家常有巧思妙解。以牧溪的作品《观音》《松猿》《竹鹤》三幅为例,白衣观音居中,白鹤与猿猴左右分布,线条流畅、逸笔草草。因其传入日本后被改装成三联画的形式,有西方学者将此《观音猿鹤图》类比为基督教的祭坛画,从宗教性角度探讨东西方绘画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异同,颇有意趣。
这倒也暗合禅宗思想大开大合的包容姿态:“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体现在禅画的释读上,虽禅僧们以禅画示法,以一法摄万法,然而法无定法;既然随立随破、随破随立,便也不必执着于内容或形式的单一解读。在跨文化传播与全球艺术融通的当代社会,禅画不仅是西方世界体悟禅宗艺术精神的有效渠道,更是独具东方文化特色的艺术标签。
作者:陆颖(浙江师范大学讲师)
《光明日报》(2021年05月27日13版)
新华社郑州3月8日电(记者桂娟、史林静)3月8日,《太平有象——汉唐乐舞展》在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开展,共有100余件汉唐时期乐舞陶器展出,生动呈现汉唐时期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以其开放包容的态度,吸引了众多域外来者,漫漫丝路上不乏商人、遣使、僧侣、朝圣者们往来的身影,带动了丰富而多元的物质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