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和商业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人们切实地体认了时间的价值，时钟因而显得比较重要。而在广大的农村，则是另一番情形：“时钟实际上并不必要，因为在乡村里，时间算得再准也没有用处。早两三个钟头，迟两三个钟头又有什么关系。乡下人计时间是以天和月为单位的，并不以分或小时来计算。”（蒋梦麟《西潮与新潮》）城市化进程的差异，导致了沿海通商大埠人与内地人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事方式，民初有人讶异地形容二者的差异：“余尝验诸吾国在通商大埠一日所作之事以交通之便捷可抵内地之二日，反之在内地则一日所行之事非两日不办矣。是故内地人之心理与居于交通大埠者之心理，其缓急正自不同。每游内地，觉其人于午前所当行者曰迁延至午后，或晚间无伤也。今日之所当行者，曰迟阁至明日或后朝不害也。优悠玩忽，习以成风，甚至行步之蹇涩出言之吞吐筋脉驰纵精神怠慢，以惯居外埠之人当之有焦躁烦而无可如何者，揆诸彼人则谓宇宙甚宽，子何亟亟毋乃失士君子雍容不迫之风度乎？”（《时间缩短之与文明》，《进步》1914年第5卷第3期，5页）实则，在近代中国，传统和现代、时间和空间的胶着错位是一种常态，生活在上海的民国作家张爱玲在散文《中国的日夜》里对此种情形的散文式描绘最为精当：“有个道士沿街化缘……他斜斜握着一个竹筒，‘托——托——’敲着，也是一种钟摆，可是计算的是另一种时间，仿佛荒山古庙里的一寸寸斜阳。时间与空间一样，也有它的值钱地段，也有大片的荒芜。不要说‘寸金难买’了，多少人想为一口苦饭卖掉一生的光阴还没人要（连来生也肯卖——那是子孙后裔的前途）。这道士现在带着他们一钱不值的过剩的时间，来到这高速度的大城市里。周围许多缤纷的广告牌，店铺，汽车喇叭嘟嘟响；他是古时候传奇故事里那个做黄粱梦的人，不过他单只睡了一觉起来了，并没有做那么个梦——更有一种惘然。”（《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46-147页）应当承认，整体而言，社会现代化不可能立即摧毁根深蒂固的传统日常生活方式，在大部分的内陆城镇和广大农村，新的时间制度和观念依然影响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