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在同一个城市中，为了保证人们的钟表能够与标准时间保持一致，通常都会设有专门的报时机制。晚清时期的上海，除了设立于沪北英租界的江海关的大自鸣钟以外，江海关对面的英国兵舰还会在每礼拜一和礼拜五正午十二点施放午炮，以提醒人们核对时刻，俗称“午正炮”。光绪年间出版的《沪游杂记》一书中的“午正炮”条目记载有：“兵船一炮众心惊，十二声钟记得清。日影花砖刚卓午，果然晷度测分明。”

上海是全国最先应用标准时的地区，进入民国后，因应无线电通讯的发展，这里有了更为多样和先进的报时方式。当时全国各地标准时的授时中心就是地处上海的徐家汇观象台。据《上海市通志馆期刊》记载，民国年间上海“全市的标准时刻，全凭徐家汇天文台的观测，每日按照一定时间，用种种信号公布，俾远近民众得知准确的时刻”。至于全城的时刻信号发布方法，则有标准钟、午炮、旗号及无线电数种。“标准钟由市公用局办理，午炮由海关管理，其馀悉由徐家汇天文台主持，但时刻一律依据天文台的实测工作标准。”除了公共租界外滩江海关的大钟，上海市公用局还为便利公众校对时间起见，于1931年起择全市重要地点设置标准钟多座，“钟系西门子式异极电钟，在沪南方面置有母钟一具，子钟十三具，在闸北方面置有母钟一具，子钟五具”。每台标准钟还配备了无线电校时器，每日上午10时55分至11时，接收徐家汇天文台广播无线电的时刻报告，据以校准标准母钟的时刻。此外，市公用局还于1931年起开通了电话报时，市区内的机关或个人可于每日正午12时至下午1时电话询问。1919年中央观象台也仿照西方划定了统一的标准时区，之后标准时随着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应用渐广。为了传递标准时，上海以外的各地方政府也相继增设了新的报时方式，时人描述：“标准时既为社会通用之时，犹虑时政不能统一，地方政府乃特设报时机关，以资领导，如时球也，午炮也，无线电也，四面钟也，皆所以指示准确时间。俾人民有所依据。故人生今日，关于时间之校订，只求其家中之座钟，随身之手表，合于时球午炮而已，初不知其所用之时为何种时刻也。”但是，当时在北京、南京、天津等通都大邑以及昆明、长沙这样的内地省城，鸣午炮仍然是很重要的一种公众报时方式。青岛等城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每日定时鸣放电笛为市民报时。在长沙，至今还流传着“天心阁的午炮，中山亭的钟，冇得咯些就会神不弄通（方言，指迷糊）”的童谣。1936年版的《长沙市指南》也记载：“昔长沙市天心阁，设立午炮，亦统一时间之意。但（天心阁）地偏南，声听不及（于北）；燃放迟早不确……故前市政处，有见及此，于民国十八年，建议改除午炮，设立标准时钟……”这说明午炮报时虽不如无线电报时精准，但无线电报时要求民众配备较为奢侈的收音机，其收听范围有限，因而即使是在大城市也往往是传统的午炮报时和现代的无线电报时同时存在，北京就既有传统的钟鼓楼报时，也有北平广播电台每日定时播报时间。至于更为偏远的内陆城市，则很可能只采用传统的午炮报时。因而总的说来，在当时，民众要准确地校对时间，完全不如今天这般容易。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期间，为了提醒人们“守时”，南昌市甚至规定：“公务员开会时，须实行对表一次，并须于每日政务鸣放电笛时，各自将个人及家中钟表对准，每日到公时，亦须与本机关之钟表对正，以免时间有参差不齐之弊。”同时，行政院向各地统一制定的《厉行守时运动实施办法》中，也明确要求各地配置标准钟，为民众提供标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