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传统的时计，新式钟表的优势在于它的便携性和精确性。伴随着钟表在社会生活中的流通与应用，新式钟点制也开始了它的社会普及化过程，只是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仍普遍习惯将钟点制与传统时辰制一起混合使用。大概从19世纪80年代起，一部分官员和文人的日记开始用明确的钟点时间来记录他们的活动和行程，这显然是使用钟表计时的证明。1879年，一位名为王之春的官员在《东游日记》里这样记录他的日常活动：“阅毕返寓，已五点钟。戊初，上东洋公司轮船”；“辰正早餐，午正中餐，酉正晚餐。”（《清代日记汇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29页）晚清的最后二十年，钟表计时在城市里变得更加普遍。最具代表性的例证是19世纪90年代出版的《老残游记》《海上花列传》《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通俗小说中的人物，都已经在使用钟点计时。《海上花列传》里每个妓女的梳妆台上几乎都放着一台钟，时辰表也是她们眼中的新时髦物件。小说第六回写妓女吴香雪去上海有名的亨达利洋行买东西，“见一只时辰表，嵌在手镯之上，也中意了要买”，买到了之后还意兴颇高地“在马车上褪下时辰表的手镯来给小姐妹看”。《老残游记》中的时间记载，则已通篇采用钟点制。作者如是描写小说主人公老残去“明湖居”听白妞说书的过程：“次日六点钟起，先到南门内看了舜井，又出南门，到历山脚下，看看相传大舜昔日耕田的地方。及至回店，已有九点钟的光景，赶忙吃了饭，走到明湖居，才不过十点钟时候。”书中对老残听书入神时感受的描写说明，当时作家于“分钟”概念也不陌生：“从此以后，愈唱愈低，愈来愈低，那声音渐渐的就听不见了……约有两三分钟之久，仿佛有一点声音从地底下发出。”光绪三十三年（1907），直隶防疫署开出的一张药方的服药时间也是新旧时制的混合：“早八点钟服一次，晚四点钟服一次，夜三鼓服一次，共服药三剂。”有了钟表之后，人们逐渐习惯按照精确时间去安排个人的日常行程、社交活动甚至商业洽谈等。《海上花列传》依循商人洪善卿的行动踪迹，描摹上海各色妓女及嫖客的日常生活和活动，钟点时刻都交代得很清楚。如小说第三回写赵朴斋请洪善卿吃酒，洪回答赵：“价末晚歇六点钟再来，我要去干出点小事体。”可见在妓院和生意场里奔波的商人洪善卿，交际应酬的时间拿捏得已很精确细致。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国时期，除了“点钟”，人们还常用今人已不熟悉的“句钟”来表示钟点，如徐志摩日记记载他在学堂的活动：“晨七句半钟起，赴学堂。上午上算学一班。下午上历史一班。返寓时已四句半钟。”此外，“小时”这一时间长度名词虽在康熙朝的《御制数理精蕴》中即已出现，但直至清末民初应用并不广泛，当时人们最常用以指代“小时”这一时间单位的反而是“时间”这一宏观抽象名词。比如1907年《学报》刊载的短文《英国名士之睡眠时间》就写道：“首相般那文九时间，出纳尚书阿士圭士八时间。大法官罗你巴伦卿七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