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藏铜镀金嵌料石升降塔钟。来源/故宫博物院

在钟点时间社会化的过程中，分和秒这些精确的短程时间单位也进入了日常时间计量中。民国十七年元旦《申报》的一则《海关大钟今晨校准》的新闻提醒我们，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在上海这样的都市对于公共标准时计的要求也已经精确到“秒”。该新闻报道称：“《字林报》云，江海关新装大钟，业已较拨准确，定于元旦子正为始，正式报时。从此上海一埠对于沿海区标准时刻，复得有所准则，中外人士同蒙利□（字迹不清——作者注），该钟计时非常准确，制造之者保证每月时差不逾十五秒，即每日不逾半秒，而其鸣声亦殊宏亮，若在静夜，几可闻于全埠，所以海关税司深望本埠各公共处所时钟，咸能以该钟为标准，使全埠时刻得以划一，不爽分秒云。”（《申报》1928年1月1日）

钟表的社会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它在技术上实现了对时间的精确分割，以及它使得人们能随时随地知晓时刻并据以调整行程，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广泛作用于各种社会活动，使精确控时演变为一种生活常态。在城市里，工厂、企业的生产和学校的教育活动、机关单位的办公等这些群体性活动的有序进行，必须依赖钟表所提供的准确计时。在钟表的社会流通仍然有限的情形下，城市公共空间里安装的大型钟表无疑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报时的便利，也有助于实现社会生产和城市公共活动对时间统一性的要求。在晚清之前，官方衙门用漏刻计时，民间各府州县则以钟楼鼓楼报时，明清两代建钟鼓楼计更，以钟声打点传达于民间。晚清时的上海、福州、宁波等通商城市，在广场和大型建筑上通常都装有计时的大自鸣钟。上海是全中国时钟最多的地方，早在19世纪70年代，这里的洋行、商店、烟馆、妓院、酒楼等娱乐场所，就都不甘人后地有了座钟或挂钟，包括法租界公董局、徐家汇天主教堂、城南董家渡天主堂、跑马厅以及江海关等地，都修建了巨大的自鸣钟。民国时期，随着现代市政建设的开展，南京、广州等大城市不但在市中心多建有大型钟楼，就连马路灯柱上也开始安装了进口的电汽时钟，不少内陆城市也都在城市中心建筑物上相继安装了报时的标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