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注后面，裴松之针对习凿齿的看法发表了评论，评论的前部分是这样说的：
“臣松之以为谋袭刘璋，计虽出於统，然违义成功，本由诡道，心既内疚，则欢情自戢，故闻备称乐之言，不觉率尔而对也。备宴酣失时，事同乐祸，自比武王，曾无愧色，此备有非而统无失，其云“君臣俱失”，盖分谤之言耳。”
习凿齿、裴松之两人对刘备夺取益州道德上的评价都是否定的。习凿齿认为是“负信违情，德义俱愆（德义俱失）”，裴松之认为是“违义成功，本由诡道”，这是最贴近于事件发生时代的古人的道德观。习凿齿，本文后面要说到，还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尊刘反曹的史学家，在事实面前，也只能如此说，足见这两个史学大家的评价有多权威了。影响习凿齿、裴松之做出这种评价的因素，就被侵犯对象刘璋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比较重要。一是刘璋是汉鲁恭王刘馀的后裔，属于汉室宗亲，朝廷任命其在益州的统治是合法统治。二是刘璋除了性格上和能力上较弱外，施政上没有什么恶行。裴松之注《三国志.刘二牧传》上，引晋代史学家张璠的话评价刘璋就说，“刘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为无道之主也。”相反，在三国混战时期，刘备入蜀前，天下各州郡都发生了大的战争，战争场面十分惨烈，唯有益州凭借良好的地理位置，州内相对于其他州来说情况要好得多。其间，202年至211年的十年间，益州无战事,刘璋在安定一方人民的生活方面，倒是有贡献的，历史上至少没有任何史学家对此做负面评价。如果不是具备这两个条件，刘璋在益州的统治是非法统治，刘璋在益州的统治是暴君统治，或刘璋把益州的局面搞得十分糟糕，习凿齿、裴松之当不会对刘璋请刘备入蜀，刘备又背叛誓约地对其“征讨”，用“不义”定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