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吴三国中,以蜀政权为正统的正统观,产生于东晋时代,形成于南宋以后。东晋和南宋两个王朝,都是汉民族只占据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北方被少数民族占据了。这种情况下,如按地缘关系划分政权的正统性,南方政权的合法性就存在了问题。所谓按地缘关系划分政权的正统性,是说哪一个政权占据了国家北方中原一带,哪一个政权就是合法的政权。因为北方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经济、文化最早发达,人口最早稠密的地区,中华民族高度发达的文明首先是产生于北方黄河流域,然后逐步向南方的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辐射的,南方长江以南经济、文化的大发展,是唐以后的事。少数民族占据了国家北方,再按地缘正统论解释政权的合法性当然不行了,历史上第一个站出来要改变这种地缘正统论的史学家,是东晋朝廷的习凿齿。在《晋书.习凿齿传》(82卷)中记载道,习凿齿著《汉晋春秋》对地缘正统论予以矫正,以“宗室血统正统论”确定“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在给朝廷的上书中,习凿齿也坚持“吴魏犯顺”、“蜀人杖正”。南宋时期,大理学家朱熹修《资治通鉴纲目》时,又一反《资治通鉴》上关于魏为正统的正统观,以魏为僭国,蜀为正统,蜀的正统地位在历史上便由此定型而再没有被动摇过了。其实,无论习凿齿也好,朱熹也好,他们尊刘、尊蜀的史学观,都是为本朝的合法性寻找依据的,这样定性三国中蜀的合法性,才能使本朝的合法性上溯至前代有例可证。《四库全书总目》之〈三国志提要〉上把这段历史说得很清楚,上面说道,《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正是由于有了对蜀汉政权是封建正统政权的定性,元末明初才可能出现代表这种封建正统意识,或说至少不违背这种封建正统意识、合乎这种封建正统意识,以刘备集团为正统,以高度褒扬和神话刘备集团的人物为线索、尊刘抑曹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诞生。这就是历史的歪曲,这就是为什么真实的刘备夺取益州的不义性被掩盖的原因,不受后世史家重视的原因,刘备本身的历史形象得以嬗变的原因。明清以降,经过官方和民间数百年对蜀汉政权的“神化”活动,真实的历史情况,便离人们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