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宋代以后,随着文人画的兴起和其地位的确立,花鸟画的写意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于是,花鸟画蓬勃的生命力也得到了彰显,这种生命力和自然精神,始终贯穿了整个文人画的发展过程。北宋中期,以苏轼为中心,文同、李公麟、米芾等人为代表的文人名士喜好吟诗作画,他们大多都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书法造诣,绘画多为抒发内心之作,题材偏重于墨梅、墨竹,山水树石以及花卉,以寄托高人达士们追求的情感安息之地。文人雅士的追求,有意或者无意之中,挖掘和体现了花鸟画蕴含的生命精神。苏轼是第一个较全面阐明文人画理论的大家,对文人画体系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首先,他提出了“士人画”这一概念,“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后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其次,他抬高了唐代画家王维的历史地位,表现出将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画工)分开来的愿望:“吴生虽绝妙,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鬲谢龙樊。”(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再次,他倡导诗情画意的文人画风格,反对完全追求形似的画工风格,“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的倡导和引领,更推进了花鸟画写意精神的发展。
南宋 林椿《枇杷山鸟图》
在具体的创作中,苏轼也身体力行地表现出了一种对生命和自然以及寄情抒怀的追求。《枯木怪石图》是他的代表作,画中枯木怪石以干笔草草勾勒而成,造型奇怪“怪石纹理如蚌蛤,树干盘曲,树枝像鹿角。”从此作中可以看出,蓬勃的生命精神从枯槁中同样可以求得,并且更能体现生命的倔强和无所不在。枯树具有丰富而独特的生命意蕴,它的内在是丰满、充实、活泼甚至亲切的。虽然已经衰朽枯萎,但却隐含着无限的活力与生机,唤起人们对生命活力的向往。
北宋 文同《墨竹》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与苏轼为表兄弟的文同,善画竹,他注重活泼泼的内心体验,主张胸有成竹而后动笔,谓“身与竹化”和“成竹在胸”。在当时“文画苏题”是一段文墨美谈。苏轼在《墨君堂记》中说:“……然与可独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贤。雍容谈笑,挥洒奋迅,而尽君之德,稚壮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势。风雪凌厉,以观其操;崖石荦确,以致其节。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瘐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与可之于君,可谓得其情而尽其性矣。”
文同之所以既得竹之情又尽竹之性,是因为他保持了一颗虚静之心,精神超越于世俗之上。其代表作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墨竹图》轴,画面上一枝劲竹傲立于千仞悬崖,先付后仰,尽得宗炳“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之境界,一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被一枝竹子表现得淋漓尽致,更将画家和观者的生命激情带到饱满昂扬的状态。
元代 倪瓒《竹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