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奖在想啥？(4)

尽管人生经历和写作主题会不可避免地让古尔纳被视为一个后殖民作家或移民作家，但他本人对于后殖民写作是颇有微词的。例如上文提到过的代表作《天堂》。在完成这部小说时，古尔纳表示，过去的后殖民写作很容易成为一个陷阱，因为很多作品都将矛头单单对向了曾经的殖民帝国，将所有社会症结归结为殖民统治的毒害，但其实，非洲内部民族和部落的分裂所带来的危害也同样可怕。这是在非洲作家中比较罕见的一点。因为非洲作家在现实主题上都比较激进，例如恩古吉·瓦·提安哥，他能够在非洲作家中脱颖而出，除了自身经历外，也是不仅在小说中批判了殖民者，而是同时描述了非洲部落之间的文化和种族仇恨。

至于开头提到的语言的问题，也曾经有采访者询问过古尔纳，问他是会和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还是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站在统一战线上――“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阿契贝认为可以继续使用英语，并且通过对英语的本土改造实现语言的反殖民功能，而提安哥恰好相反，提安哥认为英语无论如何都只能是统治者的标志，它侵入了价值观、社会行为等一切行为模式。对此，古尔纳回答，这两个阵营都不是他的选择。

古尔纳说，自己不会从他们的那个角度来理解语言的功能。交流的方式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交流的具体内容要比使用的是什么语言重要得多。“我喜欢说我是一个偶然开始写作的人。我在10或11岁的时候没想过成为一名作家。我发现自己在20多岁的时候在英国处于困境中写作，当时我没有想到要说‘我应该使用什么语言？’我知道如何在写作中使用的语言是英语，因为那是我阅读的内容。写作和阅读之间的联系是读者和作者建立的整体的文本联系网络。英语在这方面来说是有用的，而这是我用任何其他语言都无法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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