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阴影下的追忆与逃亡
庞大的长篇计划开始于一枚生锈的钉子。
1977年，高考终于恢复，一位文学青年离开了工作的粮食局车队，成为山东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次年，他将“文革”时经历过的一次事件写成了一篇小说。13岁时，在他父亲工作的医院大院里，一位熟识的医生遭人迫害，在批斗时头部被钉入了一枚钉子，逐渐失去行动能力，变成了植物人。小说投给了《上海文学》，但最终因为调子灰暗而没有发表。这位青年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结婚生子，写作的书桌则被一张婴儿床代替。1982年，女儿张悦然就出生在那位植物人所在的医院大院里，钉子的故事则一直停留在这位父亲的记忆里，偶尔才会跟女儿讲起。
2011年冬天，张悦然回到山东过年，在从小居住的大学家属院又见到了童年时遇到过的一些人。张悦然忽然发现，童年世界里的一切在她离开后仍然维持着自身的秩序。
此前，张悦然决定将父亲说过的那个钉子的故事写进小说里，为此她回到了那座医院，找到了那位植物人的档案。那份档案里记录着特定时代下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出生、参军、退伍、工作，但这一切却因为一枚钉子戛然而止。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位植物人一直躺在医院里，并在1980年代末“呼吸衰竭死亡”。
张悦然觉得，父亲讲述的这个故事为自己提供了一个跨越代际从而进入历史的通道，但她却在这个通道的入口处停留了很久，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叙述方式。直到回到从小居住的家属院，张悦然发现那里的很多事情停留在了原地。她觉得惊恐，某种盘根错节的东西在这个原来的世界里兀自生长，居住在其中的人受困于记忆，这些都是习惯了外地生活的张悦然不曾预见到的。于是，另一个叙述人的形象找到了她，作为那个植物人的后代，不断追忆与逃亡。她为之取名为程恭，与那个批斗参与者的后代李佳栖一起，由此形成了以对话和追忆共同构成的双声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