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小说中，女主人公裘洛与同居的男友不约而同地决定离开那个被称为家的房子，只剩下保姆小菊继续留守在这个陌生的现代都市。在小说的开篇，现代生活的种种面孔被展现在读者面前。电动窗帘、化妆品、卷发器，以及超级市场里的清洗剂和复合维生素，这些物品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忽然有一刻，觉得它们都没有什么价值。”裘洛在失神的时候这样想。而男友则在留给裘洛的信中写道，“我逃避的，可能是比婚姻更大的东西。”地震发生后，保姆小菊留在了城市，而男友则决定去四川灾区。意外的是，小菊在电视里的救灾画面中看到了裘洛的身影。
如果说出走和参与救灾是裘洛们从隔绝的现代生活中突围的方式，这篇小说本身则同样为张悦然打开了某种写作的出口，也被一些评论者看作是她后来写作的某种起点。实际上，她很早便开始关注这些从外地来到城市的女性。“我在生活中也经常会接触到这个人群，都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对她们有天然的了解，缘分很深。”张悦然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此后，张悦然的作品里仍然可以看到许多城市场景，比如社交舞会、家庭聚会和发布会，但在此之外，她的笔下开始有了一些社会问题的展露，比如超生和上访，以及贪腐和抢劫。这些问题并不是张悦然想要着重书写的对象，但作为故事的背景，为小说中的情感与角色增添了更多现实逻辑的支撑。
而在那部酝酿长达七年、日后备受好评的长篇作品《茧》中，她还写到了“文革”，写到了下海。经验的匮乏和历史感的缺席曾是很多批评家在批评包括张悦然在内的“80后”作家时的常见论调，但她近年来的这些努力无疑在刷新人们对这一代写作者的惯有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