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莫高窟博大精深的内涵和辉煌灿烂的艺术为世人知晓以来，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和向公众的开放就是一个难题，而对专业人员来说更是巨大的挑战。在佛教信徒中，开窟造像是功德无量的。千年以来，莫高窟一个又一个洞窟逐渐开凿形成，依靠的是上至王公贵胄下至乡里百姓、画工塑匠的诸多“供养人”，而修复和保存莫高窟的彩塑和壁画也需要“供养人”的付出。在数字时代之前，记录敦煌莫高窟的工作的保存手段主要靠临摹，从上个世纪40年代就有大批美术工作者在洞窟里临摹壁画，复制莫高窟里最精美的艺术，此外还有许多希望能从莫高窟艺术中找寻灵感的人也进洞临摹。张大千曾两次带着弟子去千佛洞，临摹了不少壁画，还给所有的洞窟编号，并亲自把号码和建窟朝代写在洞口，千佛洞一直留有他黑色毛笔繁体字的笔记。今天的莫高窟各洞还能看见三种编号：C字头是张大千的，P字头是从敦煌带走数以千计的文物的法国人伯希和的，而正式采用的序号是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在研究所组织人员重新编的。张大千在千佛洞临摹壁画的时候，都是用图钉把拷贝纸按在壁画上拓稿。这样出来的稿子很准确，但图钉不可避免地会在墙上钻出小孔，破坏壁画。因此，研究所做规定临摹一律采用对临的方法，不许上墙拓稿。而洞窟内的光线不足也成为精细临摹的一个障碍，蜡烛是严禁使用的，画师只能利用自然光照。为了充分利用日光，他们用镜子将阳光折射进洞窟，再借白纸反光，随着不断移动的阳光，每隔一段时间不得不移动自己的位置。据说常书鸿先生还收集香烟盒子，为的是把烟盒里的锡纸聚拢起来贴在木板上充当反光板。敦煌保护走过了70年，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就是这样在漫漫黄沙和冷暗的洞窟中度过酷暑严寒，与众神对望了几十年，将传奇倾注于笔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