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云涌的前后七子的诗文复古运动，对于戏曲领域的“宗元”复古而言是一种有力的激发。另一种比较典型的批评方式“品评”，也是明代文人介入诗文批评最为得心应手的方式之一，其在晚明时期的集中出现是诗文复古概念与思维强势进入戏曲批评领域的重要表征，吕天成《曲品》、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和《远山堂剧品》为杰出代表。吕天成明确表示《曲品》乃“仿钟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画品》例，各著论评，析为上、下二卷”；《远山堂曲品》亦是“见吕郁蓝《曲品》而会心焉”，品鉴作品的等第以“妙”“雅”“逸”“艳”“能”“具”区分，在吕天成四品（“神”“妙”“能”“具”）的基础上另增“雅”“逸”“艳”三品。凡此，无不显示出戏曲批评对诗学话语的借鉴和认同已经日益深入。也就是说，诗文品评的范式、形态已堂而皇之地进入戏曲批评领域，丰富了其外在形式和理论内涵；其溯源得委的流派意识、品第高下的比较意识、意象譬喻的审美意识、论说得失的史家意识等，借助对戏曲作品、作家的观照而获得了透彻利用，纵横论说，明代戏曲理论也因诗学的激荡而更加精细、完善。
梳理明代文学史，可以发现诗文复古运动与戏曲“宗元”观念的确立诉求几乎同步发生。当复古派对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进行反击之际，戏曲家们也开始了针对戏曲创作领域时文气和绮丽藻缋之风的批判。李开先首倡戏曲创作应“以金、元为准”，“前七子”的中坚人物康海、王九思以杂剧创作（《中山狼》《曲江春》）实践呼应了这种以“本色”开其端的“宗元”理念。伴随着复古思潮的持久与深入，有意识地效法诗文“复古”的路径和策略寻找戏曲之源，以期通过对“古”的观照建设新的戏曲标准与范型，并解决当代戏曲理论与创作存在的诸多弊端，成为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宗元”复古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日益广泛的认同。譬如关于本色与文采之争、文辞与音律之争，乃至相关的“元曲四大家”之争、《西厢记》《琵琶记》高下之别等，其实都与诗文复古的思维注入、经验概括乃至话语输入密切相关。这种诗学思维以及相关批评话语的强势介入，为元曲经典化提供了机遇，同时也彰显了明清戏曲史演进过程繁复多姿且充满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