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二者的复杂相比，《左镰》里的田奎则是一个相对纯粹的悲剧人物，因为一场超出控制的集体恶作剧，这少年被自己的父亲砍去了右手。欺负傻子的行为固然显露了人性本原之恶，但孩子们有意无意的栽赃和父亲明显过激的惩罚行为，却无疑有着社会政治及历史语境的特殊因素参与（家庭成分不好）。也正因此，我们在失去右手的田奎身上，看到了一种有违常理、毫无表情、看似安于命运却莫名令人惊悚的平静。
如果说以上《故乡人事》题下的三篇小说，各有一个命运处境特殊的人物作为叙事支柱，那么《天下太平》则更像是某种群像速写般的展示。从一老一少两位打鱼人、到被鳖咬住手指的小奥，从个性十足的村支书张二昆、到一胖一瘦戏份十足的两名警察，一件“老鳖咬人”的热闹新闻，渐渐演化成了乡村人物的表情巡演，此间趣味自然也都是“莫言式”的。
把人物写好写活，乃是小说家看家的本事。这是我读完四篇小说一个最直接的感受。写好人物，这似乎是小说写作最基本（“基本”到几乎有些无趣和陈腐）的要求，但最基本未必意味着最简单。在任何时代，真正能把人物写活写独特的作家都是珍稀动物。一个人物是值得被记住的，一件事是有意味甚至仅仅是有意思的，这些都在本心和常识的层面上构成了小说的源起、并足以经由作者笔力的打磨支撑起一篇小说。就像莫言的这组新作，其中未必寄寓着多么庞大的艺术野心，但它们是好小说。
对小说而言，今天是一个手段、方式、可能性都极其丰富的时代。但许多基本的手艺（或许还可称之为“美德”）依然没有贬值。进而言之，今天我们似乎可以适当地去展开另一方向上的反省，那就是野心庞大而人物缺席。这并非是罕见或意外的场景：面对驳杂亢进的时代经验，作家的心中鼓荡着无限的激情、缠绕的理念、复杂的省思和巨大的写作野心，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很容易重心失衡、以致把以上这些简单粗暴地缠绕在一系列雷同而单薄的人物身上，就好像童年时代地摊上五毛钱一根的零食“糖稀”，用粘稠糖浆层层卷裹着干木签。倘若想象无数作品的世界能够拼接成一段虚拟的时空、不同小说里的主人公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我们或许会看到这样的画面：面目近似、表情模糊、几如孪生姐妹般的塑料模特们在街上打个照面，彼此伸手捏捏对方身上层层披盖着的“想法”的大衣，寒暄一句“咦，今天这作者给你披挂的是什么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