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弛与欢乐，这是莫言的“大师范儿”，同样也是贯穿莫言写作之路的亮点所在，自然而然又浑若天成。这或许是莫言的特殊之处：他的范儿就是自己，而不必去表演或装扮。这是强大的自信，它意味着一位写作者清楚，即便不用话筒，他的讲述也会得到认真的倾听，哪怕只是一个酒后的段子，也能够讲得有声有色气韵十足。因此，就今日的普遍性写作图景而言，莫言的文本即便抛开文学史意义上的轻重和价值，也自有一种标杆式的意义，那就是对“声音的焦虑”的摆脱，在于作家找到了自我的声音而不必求乎外在的衡量或标准。所谓“范儿”，不就是给别人看的吗？既然已“自成一范”，最值得观看的反而正是那原汁原味的“我”。因此，真正内心强大的写作者，本无所谓手握话筒的姿势，更不必求诸气沉丹田的美声；在无所谓“范儿”的时刻，“大师范儿”才最顺畅地涌溢出来。
这种从容自信，在当下写作中似乎正变成越来越稀缺的品质。我们时常要忍受一些充斥满小市民式精明的写作：评论家会怎么说？怎样让读者觉得我成熟且高大上？什么样的套路容易得到转载甚至获得文学奖？因此，莫言的荣光和气度，反过来似乎也映照出当下写作的某种悲哀：在莫言功成名就许多年后，我们依然会因此有所触动，说明就阅读的层面而言，我们的视野中依然充斥着不少故作深沉、强行拔高、不惜脱光了衣服往身上倒漆也要摆出一副罗丹“思想者”雕塑范儿的文本。
乡土世界的“变”与“常”
尽管澄澈轻盈，就思想内蕴而言，莫言这四篇小说也未必不能“高”。他只是不屑于“拔”。或者说，他已然摆脱了“高”的焦虑，从而不必再做出“拔”的动作给别人看。况且，在四篇作品中，的确也有历史与人性的背景音充分渗透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