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使鲁迅寂寞、痛苦、绝望，但她是一个善良、自尊、坚韧的人。《朱安传》展示了朱安的善良、自尊、坚韧乃至挣扎。朱安作为那个年代的女性只能从一而终，但随鲁迅离开故乡绍兴、迁居北京之后，鲁迅对她的态度仍无改变。终于，在婆婆的某次寿宴上，她穿戴整齐向亲友下跪，说：“我来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伺奉我的婆母。”对于她这种弱者来说，这就是最激烈的抵抗手段了吧。鲁迅去世后她在西三条的家里设了灵堂，寂寞地守灵，却不准家人以亲戚名义参加上海的鲁迅纪念活动，以免有人看鲁迅的笑话。鲁迅去世后她活了11年，贫病交加中一直努力保持“鲁迅遗孀”的尊严，去世前冷静地安排自己的后事，将衣物分赠亲友。鲁迅曾经赞美在三一八惨案中死伤的刘和珍等人，曰：“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纪念刘和珍君》）我认为，与这三位女子相比，朱安更为“惊心动魄的伟大”。命运把她放在一个生不如死的尴尬位置，她却必须坚强地活下去，那种屈辱的“活”比壮烈的“死”更艰难。可惜，晚年的朱安是鲁迅看不到的。
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悲剧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悲”。两个差异如此之大的人，实在是无法在一起的。但他们走到一起，于是悲剧发生了。谁错了？谁都没有错。鲁迅没有错，朱安没有错，鲁迅母亲也没有错。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如学者们常说的。不过，说到“牺牲品”，朱安才是彻底的、最大的牺牲品。鲁迅最终带着许广平离开旧家庭，走向新天地开始新生活，拯救了自己，而朱安只能留在西三条，留在“黑暗的闸门”里面。1943年她送走了婆婆，1947年6月29日她本人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在我看来，现在被命名为“鲁迅故居”的西三条鲁迅寓所，命名为“朱安故居”更恰当。鲁迅在这里只住了两年零三个月，而朱安在这里住了23年，终老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