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片放映面临真正意义的“存亡之境”。胶片放映有它无法避免的劣势，洗印成本高，运输不方便，何况胶片本身很脆弱，尤其有年份的老拷贝，频繁放映不利于保存，也充满不确定性。几年前的上海电影节，《我们夫妇之间》放映中途，胶片烧了起来。去年的上海电影节期间，《莉莉玛莲》的第一场放映成了事故现场，集体退票，扫兴极了。几天前的《奇遇》放映，直到出最后一个画面，策展人那颗提着的心才落下去。这是胶片放映的冰火两重天：体验美好，风险颇大。因为这些“劣势”，胶片放映就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么？未来以胶片拍摄的电影也一律转成数字形式放映，合理么？
今年戛纳电影节的参展片里，有一部信息量颇大的纪录片《电影旅行者》，它拍摄印度乡村的流动放映员，从放映设备和拷贝形式的变化，介入电影这种媒体不断变迁的本质。电影里随处是悲欣交集的细节，放映员和乡民都欢喜于新的数字设备取代了旧的胶片放映机，因为他们从此可以看到清晰而不是磨损的画面，可他们也有些困惑和怅然，“在新的机器里，画片放到哪里了？”这个发生在印度僻壤新旧替换的瞬间，定义了技术的意义———技术意味着提供选择而不是消灭选择，所有的选择是为了更美好的体验。
就像数字技术在极大的范围提供了便利，胶片形式依然在某些层面制造着难以超越的愉悦观感。技术固然把电影推向未知的未来，却不需要抹除往日的美好，面对数字技术的主流，保留胶片作为拍摄和放映的选项，并非出于拜物教的迷信，而是为电影的制作和观赏增加一点可能，在多元和一元之间，总是前者更好。
记者手记
胶片电影还没翻篇
安东尼奥尼回顾展的9部影片，唯独一部《奇遇》在上海影城三厅放映，只因这是一场35毫米胶片拷贝的放映，而影展的主场———上海电影博物馆五号棚没有胶片放映设备。如今在上海，影城三厅是为数不多仍保留胶片放映机的场所，虽然这台机器长期处在闲置状态，过去一整年没派过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