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声无息、没有生命的建筑群体可以和千变万化的、由人主导的政治扯上关系呢？
在彻底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空间是如何被当代西方学者们在理论上定义和区分的，这涉及到西方政治传统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首先，在学者们看来，跟社会有关的空间可以划分为两类：公共和私人空间，两者带有尖锐的对立性, 而这个反差要放到古希腊特有的城邦民主制度里才能有最明显的体现。比如在古希腊的雅典城中，公共空间是一个凸显和维护所有公民之间彼此平等的舞台（这里不包括奴隶、移民和妇女）。公共空间里所涉及的所有互动都是在绝对平等的前提下进行的，同时加深这种公民间不分彼此的平等（equality among interchangeable citizens）。它与有隐蔽性的私人空间有着鲜明的对比。私人空间中家庭财富的积累和祖先的荫庇无法转换到公共空间的平台中，也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在这一前提下，古希腊的公共空间就是一个具有高度民主意识形态的产物。
也就是说，以城邦民主制为中心的公共空间是在完全平和透明的前提下，不断提供给所有公民共同管理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场所。例如，在雅典城邦的中心区域会举行体育赛事，如一直延续至今的奥林匹克竞赛，还有对所有市民开放的集会中心和交易市场(agora)，以及各种各样由雅典全城甚至全体希腊城邦参与的政治、宗教和社区的公开庆典。这些活动多由官员在民间自行组织和协调，通过社会实践来加强和提高公民的平等参与以及共同体的公平公正。雅典如此强烈的平等思想可以追溯到两个相关概念的产生。一个是isegoria——平等的政治集会发言权，另一个是isonomia——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样一个被高度政治化的公共空间与和继承先天差异、延续家族优势和注重个人喜好的私人空间必然产生反差。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尽管私人空间也受到保护，但它无法和公共空间的决定性意义相提并论，而后者才是体现公民最高价值和追求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