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基本区分外，还存在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这就是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提出的“召唤（Interpellation）”，它被用来补充我们对公共空间政治作用的认知。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通过平时一些看似自然的社会流程让自由个体臣服于社会规定的次序。无论何种政权，若想使其有效运转，则一定会制定出一些特有的身份，然后将每个个体不断召唤到被制定的岗位上。比如在参加一些特定仪式时，不需别人多言，其自身会马上知道如何进退，如何讲话，这些自我约束行为复制了个体在社会上被制定的身份。如阿尔都塞所言，意识形态影响的对象永远是人的主观意识，而非任何物质上的走向。
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古代雅典的政治空间就是一系列召唤公民自我意识的个体。应该说，没有这个平等、公正的政治空间及其所承载的民主活动，雅典的公民就无法在事实上成为真正的公民。按照这个逻辑，原为物质的空间建筑转身变成了左右个人身份的一大因素，因此才会有空间促成政治这一说。按照古希腊的标准，罗素展开了对古罗马政治空间的探讨，其核心问题是：古罗马的政治空间是否符合民主思想？
罗马广场。
有很多迹象表明，罗马共和国并没有完全执行古希腊的平等理念，这一点在罗马广场空间的运用上可以得到体现。罗马广场（forum）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公民集会议事和产生政治决议或法案的重要地点。在这里，广场的建筑和陈设的纪念品在悄无声息中提醒着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公民履行他们的权利和义务。罗马广场中有两个重要建筑，一个是演讲台（rostra），另一个就是元老院议事堂（curia）。这两个标志性建筑充分体现了罗马共和国阶级分明的政治特色。能站在演讲台演讲的多为政治家、政府官员（Magistrate）和受到邀请的特殊人士，只有这些群体才可以在公共集会上发表演说，也只有他们才能在演讲台上向台下聚集的民众阐述自己的政治立场。这个演讲台同时带有一定的宗教性质，因此给登台演说的人带来更多的荣耀和威信。元老院议事堂则是专属罗马元老聚集的场所。这些元老属于上层阶级，拥有显赫的家族背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这种推崇精英、抑制大众的格局里，一些学者认为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空间毫无民主性可言，但罗素不认同这个观点，她的反对立场是建立在这一时期与罗马帝国时代的对比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