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戴着圆眼镜的脸，不肯将就的嘴唇，悲哀地微笑着的脸颊。有人相信这是张由于营养不良而消瘦的脸吗？在朱梅馥写给傅聪的家信里，能感受到失去经济来源的傅家的困顿。她向儿子要一块黄油。
那是塑造了我精神家园的人的脸。我喜欢它的脆弱和刚劲，惊骇于它的营养不良。这个因为不肯改名字发表译作而为衣食忧的人，这个1960年代绝无仅有的脱离任何体制，终于为自由付出生命的人，为我翻译了意大利16世纪最风雅宫殿里彻夜不休的，欢快的谈话，在译文中模仿了意大利文优美的尾音。我猜想就是傅聪也难以理解父母在衣食上遭遇的困顿吧。
这的确是同一个人。
这是怎样的世界啊。
我们回到5号的大铁门旁，铁门开了一条缝，我们进去了。
他们的冤魂原来真的没散去。
他们赤脚的尸体被抬出来的那扇门，如今它是敞开着的。
看到屋后的那扇窄窗之内，《艺术哲学》就是在窗内的天光里翻译完成的。最后一夜，傅雷夫妇与他们的保姆也是在这里的窗内度过了最后一夜。然后，他们深夜里，在地上铺了床棉被，上吊自杀。那时，他们已经走投无路。
几年前傅雷就已经无稿费收入，只有预支的稿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预支稿费也已经停止。他们马上就会面临经济困境。抄家以后，他们连换洗的衣服都被封存，8月酷暑之中，他们这对斯文体面的人，连换洗的内衣都没有了。红卫兵也不会放过他们，像他们的老朋友施蛰存那样当街示众断断免不掉。所以，他们就一起逃到死里去了，在9月2日夜里。
9月1日，是我作为一年级新生上小学的日子。我记得那个火热的操场上，老师站在前面说，“同学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啦。”一年级的小孩懵懂地听着，心里想着：哦。
我七岁时，不知道开学的第二天，傅雷就死去了。
6月我在意大利时，计划了回上海后来探访傅雷故居。那是为了我的意大利壮旅。那时我还是不知道，8月我会在这里遇到他们的冤魂。
（本文全文发表于澎湃新闻，因报纸版面篇幅，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