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维塞尔：在人性的暗夜中寻找光亮

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维塞尔也拒绝写作和谈论在大屠杀期间的经历。直到1952年采访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弗朗索瓦·莫利亚克，并在这个忘年交的鼓励下，他才开始考虑对亲历的大屠杀进行写作。1955年，埃利·维塞尔以自传体形式完成的回忆文学《夜》在法国出版，英译本于1960在美国出版。然而该作品起初并未获得广泛关注，在美国首印的3000册英译本用了3年才卖完。

艾希曼审判后，沉默的坚冰在西方社会打开，大屠杀幸存者开始讲述他们的经历，有越来越多的大屠杀见证文学和研究著作开始面世。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都使犹太人担心再次面临大屠杀式的灭绝，从而进一步唤醒了犹太人的大屠杀记忆，并将推进大屠杀记忆和教育置于其议程的关键地位。以色列国际地位的恶化，也驱使美国犹太组织积极将大屠杀记忆推向美国公共舆论的前沿，为犹太人和以色列争夺道义资本。此前被视为“行尸走肉”而受到冷落的“大屠杀幸存者”，很快变成了一种荣誉头衔，四处接受邀请，抛头露面，向学生、公众讲述他们所经受的磨难。他们不仅会引起同情，而且还会获得羡慕甚至敬畏。由于承载着大屠杀这种极端事态的记忆，他们被视为承载着关于人性和道德的独特见识。大屠杀的典型象征由安妮·弗兰克变成了幸存者代表埃利·威塞尔，而后者出自犹太教正统派，倾向锡安主义和犹太民族特殊主义。

在此过程中，维塞尔到处奔走于不同国家的社区、会堂、集会和首都之间，传播大屠杀记忆，并以大屠杀记忆来塑造未来。大屠杀记忆成了他的信仰和生命，而他也很快成为“见证者”群体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他关于大屠杀记忆的写作也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共有57部著作先后问世，许多著作都成为畅销书并荣获重要奖项。曾受冷落的《夜》在西方一再重印，最终被翻译成了30多种文字，光在美国就卖出了上千万册。1978年，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为缓和因阿以和谈及对沙特军售等问题而恶化的对犹关系，争取大选连任，推动建立了“总统大屠杀纪念理事会”。鉴于维塞尔的影响，卡特任命他为该理事会的首任主席，并支持在华盛顿筹建“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在维塞尔等人的长期推动下，该馆最终于1993年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的显要位置（杰斐逊纪念碑和华盛顿纪念碑中间）建成开馆，美、以两国总统共同出席开馆仪式。该馆建成与《辛德勒的名单》的上映，以及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宽容纪念馆建成开馆，这三大事件都发生在同一年，凸显出大屠杀记忆在美国主流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影响。不仅如此，维塞尔还在大屠杀幸存者群体的支持下，坚持大屠杀受难者主要为600万犹太人，并使之成为主流提法。他担心，时间的流逝终将冲淡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的特殊劫难，乃至最终被遗忘。在这一问题上，他与被誉为“纳粹猎手”的西蒙·维森塔尔以及时任总统卡特都存在矛盾。后者倾向于将在集中营中死于非命的500万非犹太人也纳入大屠杀受害者的范畴，大屠杀受害者的人数应该为1100万。

图左为1943年，15岁的维塞尔；图右为采自1960年首次英译版译文的1982年英译版《夜》的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