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些热烈欢迎他的人，是真的理解他吗？其实并不见得。胡适先反对后欢迎，是个典型个案。他为什么这样？他自己解说了个中缘由：他并非赞成泰戈尔，但是中国是礼仪之邦，所以对于泰戈尔这样的名人，理应予以礼遇。这表明，他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欢迎，也并非出于真正理解。胡适说：“无论赞成或反对，均需先了解泰戈尔，乃能发生重大之意义，若并未了解泰戈尔而遽加反对，则大不可。”但是，他没有说：若并未了解而遽加欢迎，又是否可以呢？至于梁启超徐志摩等人簇拥着泰戈尔，把他打扮成了“活神仙”，就更表明他们也并不真正理解他。
真正理解泰戈尔的，恐怕倒是那个只在远处静静地观察着那些欢迎和反对的热闹场面的鲁迅。他当时并未说什么，但是他一直在思考着泰戈尔的意义。同年11月，鲁迅不无讽刺地说：“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然而够到陪坐祝寿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两国的艺术家的握手。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报章上也很少记他的消息，而装饰这近于理想境的震旦者，也仍旧只有那巍然地挂在照相馆玻璃窗里的一张‘天女散花图’或‘黛玉葬花图’。”（《论照相之类》）这说明，喧嚣一时的“泰戈尔热”过后，人们并没有深入去思考泰戈尔的思想。1926年，鲁迅又说：“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马上日记之二》）。这分明是说，泰戈尔在中国是被糊弄了一回。鲁迅语带讥刺，针对的都不是泰戈尔，对他本人，毋宁说是同情。到1927年，鲁迅在香港演讲说：“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这表明了鲁迅对泰戈尔真正意义的崇高评定：是没有声音的民族中唯一的声音！鲁迅所说的声音，当然是说，代表被压迫被欺凌的弱小民族发出自己的呼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