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34年，鲁迅再次回顾了泰戈尔来华的历史镜头：“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鲁迅把泰戈尔在中国受到争议的真正原因，揭示出来了。鲁迅还进一步指明了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追捧者的浅薄：“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骂杀与捧杀》）这表明，鲁迅一直在关注泰戈尔，并为泰戈尔在中国的遭遇惋惜。
但鲁迅为什么对泰戈尔被误解这件事如此不能释怀呢？他跟泰戈尔并无交往，也谈不上交情。这原因在于，鲁迅本来十分看重泰戈尔，认为他代表了印度、亚洲以至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声音，中国人本该从他身上汲取养料，照亮本民族前进的道路，但是他一到中国，就被“诗人”“学者”“艺术家”所包围，而且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甚至出现了一些庸俗的场景，氛围变味了，使青年产生距离感，更使处于激烈变革中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不适感，因而离开他。所以，鲁迅认为泰戈尔在中国是被“捧杀”的。但鲁迅从未否定和轻视泰戈尔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