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柏林宫廷拥有富于异国情调的漆艺，令公侯贵胄妇女们啧啧称羡，当时有“柏林肯定有好工匠，才能做得出这么漂亮的物件，造出如此漂亮橱柜的，保不齐是一个印第安人（Indianer）”的传言（《奥尔良大公夫人伊丽莎白·夏洛特致汉诺威选帝侯夫人莎菲书信集》，1704年10月24日发自枫丹白露，1891年德文版第二卷，89-90页）。所谓的“印第安人”，在设计制造漆器这桩事情上一定是个错词，原因是当年海通未久，欧洲人对亚洲事物了解不够，很多新鲜事不免都容易想当然地跟正奋力从事远东开拓的东印度公司扯上关系，从那里带回欧洲的人就是“印第安人”。印度不产漆工，它充其量只是漆货的一个中转地。专家们推测，传言中供事柏林宫的“印第安人”工匠，倘若不是中国人，就是日本人。另一件利玛窦也许想不到的事，是他死去后不久就有中国人历经万里波涛，回访欧洲，拜访教皇、法英国王：1682年南京人沈福宗随耶稣会士柏应理游欧，在几年的时间里，广泛接触政、教、学、绅人物，并最终在葡萄牙加入了耶稣会。
利玛窦当年描画出的商业蓝图，是否有商人、工匠或者有心于此的能人去实现呢？显然是有的，比如，同样也是耶稣会出身的法国政坛巨人马萨林红衣主教，就是一个狂热的东亚艺术品收集者，有自己的商业代理替他运作，1649年他搞的第一次拍卖，当中就有纺织品、瓷器和漆器这些远东货。十七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成立，背后也有长袖善舞的马萨林的鼎力相助。利玛窦设想的商业可能性很快变成了现实，可见技术文化交流的速度快、过程短、实际利益明显，远非精神文化的引入与输出那么艰难曲折、有时甚至可以反复无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