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刻书之外，这个展览还从柏林国图商借到另三件十七世纪的珍品，其中之一为著名的“华文印字模”（Typographia sinica），这三千两百八十七个约两点五厘米见方的榉木活字，系由大选帝侯图书馆总管安德烈亚斯·缪勒设计制造，原来的意图或许是想以此印书，有可能就是印制他自己独创的《汉文锁钥》（Clavis sinica）。字模刻出来上呈御览，大选帝侯深加赞许，御赐“勃兰登堡发明”（Inventum brandenburgicum）的雅号，但此君不久就与东家吵翻，卸职离去，图书馆由御医门采尔接管，缪勒自己从柏林搬回什切青老家，不久郁郁而终，据说包括《汉文锁钥》在内的所有手稿也都由他亲手焚毁。这套得以幸存的活字是欧洲最古的汉文活字，从其稚拙的字体和有欠完美的刻工看，应该出自当地人之手，而非娴熟的中国技工所为，每个字模四围有外框，与文字等高，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这套活字字模不真正适用于实际印刷。但这份执着，也足够体现出十七世纪的西方人在学习中国文化上的一种“土法上马”精神，可敬可佩，我们母语者不该挑剔外国人对中华国技掌握得不如我们好。
这次展览是“华文字模”在自诞生以来的三百多年的时间里首次向公众开放参观。尤其引起达格利展的专家和爱好者极大兴趣的，是盛装这套字模的橡木箱子，内分十层，可以如抽屉般一一拉出，是木器工艺的一个特别品种，作为达格利为大选帝侯精心打造的钱币柜同时代木器，两者在展品中相得益彰。
最后给这个以东亚漆艺西传为主旨的展览补充一点背景史料。中国人给木器——不论是房屋、船只还是家具——上漆，既保护木头不会朽烂，又起到美观、清洁作用，“正是这种涂料，使得中国和日本的房屋外观格外富丽动人”，是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最先替西方人观察到的。天主教神父有生意眼：“出口这种特殊树脂产品很可能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事业，但迄今好像还没有人想到这种可能性。”（《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三章《中华帝国的富饶及其物产》，中华书局，1983，18页）利玛窦这部遗著是由金尼阁整理，冠以《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的标题，以拉丁文于1615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的。不过一个甲子之后，比利时名工巧匠热拉尔·达格利及其家族以其漆工家具走红欧洲宫廷，欧洲已经有了可以规模生产的漆艺作坊，也许就是在达格利的故乡——今属比利时的度假胜地斯帕（Spa），这里曾是欧洲王公贵族度假时特别爱好路过的地方，大概就是在这样一个机缘，达格利被来此消夏的大选帝侯聘往了勃兰登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