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诸言议的周作人“落水”事件

周作人为何要将他与胡适的唱和交给《燕京新闻》这样一份受众有限的校园刊物来发表？其实是想顺带传递出他就任燕大教职这个信号。周作人去燕大谋职，是因为“当时规定燕京和辅仁两大学虽是私立，但其地位是与国立的平等，凡在该两校的人就与在国立大学一样，换句话说即是‘忠贞之士’”（《文人督办到反动老作家》）。留守“苦雨斋”的周作人也不得不去燕大“躲雨”，有了“客座教授”的头衔便可推辞伪大学的招请。

交由《燕京新闻》发表时，周作人将胡适与他的这组赠答诗冠名为“方外唱和”。所谓“方外”，是与“方内”相对而言的，语出《庄子·大宗师》篇：“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方，常也，世俗秩序、邦国律法之谓也。胡适与周作人虽以“老僧”、“居士”相称，此番唱和却未能超然于世俗礼教之外，实则受制于“方内”秩序，恰是做给“方内人”看的。

藏晖居士的来信，只有八行诗，既无题目，也无上下款，作于1938年8月4日，寄自英国伦敦：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

梦见苦雨菴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萧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胡适这首诗，无需注疏，一言以蔽之，劝驾而已，不过是以相对含蓄的方式，借梦境来促驾。

远在欧美、忙于外交事务的胡适，为什么会忽然想起做这样一首没头没尾的白话诗，投赠留在北平的周作人？从作诗前后胡适来往书信及日记中似乎可以找到一点线索。7月30日胡适致信傅斯年，称自己被“逼上梁山”，万不得已，“只得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所谓“逼上梁山”，即被逼去美国做大使。胡适为此事踌躇了数日，自知没有理由可以推辞，终于打破了他归国之初立下的“二十年不入政界”的戒条。胡适接任美国大使的这番心理波折，或许是促使他写诗劝周作人南下的内因。“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轻与重”——孰轻孰重？胡适以为“此时当一切一切以国家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