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这首委婉的“劝驾”诗,9月20日才到北平,21日周作人即作新诗十六行,“略仿藏晖体”: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夜间拼起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只可惜我行脚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菴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的答诗,除一二释家用语,同样明白如话。诗中所云不能南行的理由——“因为菴里住的好些老小”,与他此前向外间友人反复陈述的“家累”无甚区别。其沦陷下的对策,无非“闭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翻译过来,大致是闭户读书、出门乞食的意思。不计前嫌,托郭绍虞向燕大讨钟点,即属“托钵募化”之事。答诗的最后两行,算是周作人对胡适的某种承诺,守住故我,“见得居士的面”,自然见得国人的面。
上海文坛的反应
胡适与周作人的赠答诗内部并没有太多阐释空间,有意思的反倒是这组“方外唱和诗”的传观过程,及在“方内”引发的回声。1938年11月30日,事变后并未离平的邓广铭给胡适写信,称:
月前在苦雨斋,见到吾师的诗札和周先生的答诗,当时曾起了无限感触。周先生的答诗,吾师当已看到,此间一般师友的议论,都以为较之来诗,无论就立意或措词方面,都逊色得多。周先生素以散淡闲逸,能洁身自好而受到一般人的尊仰,竟不料事变未久,即借口米盐蔬笋诸事而向人宣称“准备出山”了。(曾正式向沈、马、钱三位先生如此表示,马先生对此最为激愤。)吾师诗札到后,似乎很引动起他的一些愧悔的心情,不但于答诗的末尾作了切实的声明,而且对此唱和二诗也竭力向友人间广播,想是以此作为忏悔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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