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斯之所以重军事线而轻政治线,原因可能在于这样一个假设:假如英军在1776年7月到10月的纽约之战中全歼了华盛顿指挥下的美军(英军完全有机会做到这点),历史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美国革命有可能会失败吗?
作为知名的美国革命史家,埃利斯很敏锐地把握到,纽约之战是一个“关键时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革命确实有其脆弱之处——首先,这场革命并不是一场特别同心协力的事业,革命的中心与摇篮是新英格兰地区,其他殖民地(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和纽约)多多少少有点勉勉强强。假如英军能够在纽约顺利全歼美军,继而进军切断新英格兰与其他殖民地的联系,就有可能“枪打出头鸟”;其次,当时的北美还没有统一的民族与国家认同,十三个殖民地各自为政,对组建并维持具有一定权力的总行政机构与统一的军队并不热心(这也是纽约之战中美军的失败之由)。假如大陆军在纽约被一扫而空,各殖民地或许会对大陆会议与大陆军丧失信心,各自为战,那么就给了英军以各个击破的良机;最后,北美的事业是草台班子,没有职业军人。假如美军在纽约彻底失败,就将丧失华盛顿这个有战略眼光的将领(很可能是唯一合格的总指挥官)以及一大批更具职业水准与战斗经验的军官与士兵,也就不会为将来的战斗留下什么战斗中坚与火种。
应该说,美国革命之所以有上述脆弱之处并非偶然。据华盛顿自己的估计,整个北美社会中支持、反对革命的人以及中立者各占三分之一。现代史家的估计则稍微好一些:革命者占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反对者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中立者占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五。但不管怎么样,革命者都不占绝对多数。与这种意见分裂相称的是,在费城召开的大陆会议开得磕磕绊绊,从莱克星顿枪声到独立宣言发表一共花了一年零三个月。可见美国革命绝非一人登高、万众景从的事业。
被大家亲切称为“梁大妈”的梁军清楚记得最初自己钻进村里寻找会做刺绣的妇女的情景,这些从未跟外人打过交道的妇女们低着头涨红着脸,扭扭捏捏扯出衣角的图案,“我只会绣这些,老丑了”,声音细不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