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剧创作掀起高潮。面对日寇的侵略，剧作家必然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寻找民族英雄和民族传统，以“发挥其更大的力量，作民族的怒吼”。加之国民党当局专制，对抗战力量百般迫害，也迫使剧作家转向历史剧的创作，并由此促动了历史剧的兴盛。
以题材论，战国史剧和太平天国史剧为多，前者以郭沫若的《屈原》等为代表，后者以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和陈白尘的《翼王石达开》为代表。这些剧目以古喻今，借古讽今，宣传团结对敌，暴露黑暗统治，讴歌爱国主义，鞭挞投降变节，演出效果十分强烈。阿英的《碧血花》、郭沫若的《南冠草》、欧阳予倩的《桃花扇》，以南明史事为题材，弘扬爱国精神，歌颂民族气节。
中国话剧经由“五四”时期的滥觞，30年代的奔涌，到了40年代，出现了一批优秀剧作家和高水平剧作，终于缔造了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
曹禺的创作在这一时期达到一个高峰。《北京人》虽然不是直接描写抗战，却透过一个曾经显赫而渐趋衰败的官宦家庭，对中国的社会作了更深入的文化思考。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家》，就是一部诗剧，一出洋溢青春和爱情芬芳的悲剧。40年代，夏衍的戏剧创作出现高潮，创作了《水乡吟》《离离草》《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多部话剧。他善于将平凡的现实生活戏剧化，描写普通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在人生的艰难中，所显示出的细腻的心理波动、含蓄的情感状态，以及复杂的人性。
在抗战中，一位年轻的剧作家崭露头角，并显示了浓郁的诗情和雄健的笔力，他就是吴祖光。他创作了《风雪夜归人》等多部剧作。《风雪夜归人》表面上写的是爱情悲剧，实际上张扬的是人文思想，充满着浓郁的诗意。宋之的的《雾重庆》反映战时重庆的社会现实，写出渐渐消磨了热情的一群年轻人挣扎、沉沦、理想毁灭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