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西州回鹘,是840年漠北高原的回鹘帝国被属部黠戛斯攻破后,部落民众南迁至西域所建立的王朝。虽然直至成吉思汗帝国兴起,这个王朝一度在中亚东部称雄四百年之久,畏吾儿人在后来的蒙元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可证明它发展出了高度文明,但这段历史在以往的史籍中记载稀少,可说相当模糊不清,本书通过诸多跨语言史料和研究,挖掘出许多以往难以证实或未发现的历史侧面,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填补空白”。
一如作者的导师荣新江在序言中所说的,付马博士英语能力超强,方便他接受阿尔泰学、突厥学和欧洲古典语文学的训练,进而掌握回鹘语,并能运用英、德、日、法、土耳其等现代外语阅读文献,要在这个领域要取得突破,这种跨语言训练最终被证明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相关的史料太少、释读太难,而少数专家学者又以不同的语言发表其研究论文,如不具备语言能力,连基础研究都无从着手。本书从官号入手,认识到西州回鹘接管西域唐军残部的三阶段;又从当时东部天山地区城镇地名的考证,发现原先唐代的四镇已逐渐发育成为一个城镇体系,由此认为西州回鹘治下的西域社会经济相当繁盛。他也从语言学角度辨析出Küsän(曲先)和Quča(库车)分别是天山东部信仰摩尼教、佛教的回鹘人和中亚西部的突厥人对同一座城市龟兹的不同译音,而后者的胜出,正与双方力量的消长相关。此类考证发明,阐幽发微,均可说道前人所未及,也充分证明了跨语言训练的重要性。
在对史料的掌握方面,非深知这一领域者恐难置喙,我所感兴趣的,是作者的考证思路隐含着一种倾向:他似乎认为,只要考证材料齐备,结论是会自动显现的。沈卫荣在《大元史与新清史》一书中曾说,中国蒙元史学者都笃信“史学就是史料学”这一实证主义的信条,“我们曾经充分相信,只要我们把史料都找齐了、穷尽了,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弄清楚了,那么,这个我们所寻求的‘历史的真实’就自然而然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了”,学习各种语言文字、尽可能地寻找尚未被利用的新文献、再加以仔细整理研究,都是为此。
龟兹石窟文化遗产是古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结晶,源起丝路,始兴于汉,繁盛于唐,印刻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体多元的特点,见证了公元3至公元13世纪期间新疆古代佛教文化的辉煌历史。
龟兹石窟文化遗产是古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结晶,源起丝路,始兴于汉,繁盛于唐,印刻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体多元的特点,见证了公元3至公元13世纪期间新疆古代佛教文化的辉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