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给人的印象也大抵如此:作者在列举材料之后,有时好像不费多少力气去思辨,就得出了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但一切材料其实都有待解读,正如沈卫荣近年来再三强调的,“语文学并不是对业已形诸文字的历史资料中的语言的研究,而是将文本置于其本来的语言、历史、文化和宗教语境中的深刻的分析、研究和理解”,一个“文本语文学家”(textual philologist)只有对史料文本“作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历史化和语境化处理”,才能对它们做出最准确的理解和解读。
书中所谈到的一个发现,是我极感兴趣的:西州回鹘人怎么看待自己的族群身份?西州回鹘时代的回鹘文献表明,他们不但称本族语言为“回鹘语”(uyγurča或uyγur tili),有时也称其为“突厥语”(türk tili或türkčä);而同时代的中亚突厥穆斯林各部已经形成共同的“突厥”认同,自视为突厥人,也将回鹘等操突厥语的非穆斯林部族看作突厥人。微妙之处在于:回鹘原属九姓铁勒,曾长期役属于突厥汗国;而突厥汗国时代的碑铭材料显示,当时“突厥”是一个狭义的部族-政治集团概念,仅指建立突厥汗国的核心部族——青突厥,因而突厥人并不将回鹘等九姓铁勒视为“突厥”,回鹘也不认为自己是“突厥”,虽然他们所持的语言被视为纯正的突厥语。回鹘和突厥长期互相敌视,在回鹘文献中,甚至以“游牧的突厥人”(türk yučul bodun)专门对译汉文名词“匈奴”;或以türk来翻译汉文“化外蛮夷”的概念。
由此而来的结论是:“türk一词在西州回鹘时代的文献中带有明显的贬义。如果回鹘人与中亚的突厥穆斯林一样有着‘突厥’文化认同,很难想象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如此使用突厥一词。”那么,如何理解当时的回鹘人既把自己的语言视为突厥语、把“突厥”作为突厥语族各部统称,又把“突厥”蔑视为“化外蛮夷”的做法?作者给出的解释是:作为统称“想必正是来自粟特的影响”,而与此同时,回鹘人“因为历史记忆和现实政治、宗教因素,对于突厥带有敌意”,双方长期争战,仇恨极深,这又阻止了他们认同为“突厥”。
龟兹石窟文化遗产是古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结晶,源起丝路,始兴于汉,繁盛于唐,印刻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体多元的特点,见证了公元3至公元13世纪期间新疆古代佛教文化的辉煌历史。
龟兹石窟文化遗产是古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结晶,源起丝路,始兴于汉,繁盛于唐,印刻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体多元的特点,见证了公元3至公元13世纪期间新疆古代佛教文化的辉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