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的这种空白与文本的关系,类似于15 世纪晚期创作的罗马字体与空白之间的关系,比如尼古拉斯·詹森(Nicholas Jenson)和弗朗切斯科·格里佛(Francesco Griffo)。根据意大利人文主义剧本设计的字体。与 15 世纪中期法国和德国的印刷商从美因茨带来的黑体字或纹理字相比,詹森和格里佛简单的罗马线条增加了字母内部的空间,令其更为清晰,便于阅读。到了 16 世纪中叶,罗马字体在英国和法国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启蒙时期文本的关键要素。
对此,18 世纪法国文献学家米歇尔·梅塔尔(Michel Mattaire)提出了讽刺的提问:既然已经引入了这种“美丽的罗马文字”,为什么詹森还要费心用黑体字打印呢?马泰尔驳斥了黑体字的使用,认为它“丑陋……难以阅读,看起来有些变形”。随着欧洲各地推出新字体,以及生产出更亮的纸张和更好的墨水,广泛采用的段落写作使得印刷页面中空白渐渐变多。亨利 - 让·马丁(Henri-Jean Martin)认为这是“空白空间对黑色字体的压倒性胜利”,并指出空白空间“促进了流畅的阅读”。罗杰·夏蒂尔(Roger Chartier)认为,这是“16 到18 世纪文本印刷方式的最大变化”,他展示了在法国再版的平装《蓝色图书馆》(Bibliothèque bleue,在 17 世纪初到 19 世纪中叶流行)是如何仅凭印刷字体的选择鼓励人们重新阅读“同样的文本或同样的体裁”。印刷商和出版商将整个文本分成独立的“单元”,将长段落分段成小段落和缩进段落,并在较长的文本单元之间插入空格和段落标题,引入“页面呼吸空间”。他们把页面的视觉衔接设计成一种“呼应”,让散乱的论点变得一目了然。通过这样的排版印刷,《蓝色图书馆》的再版带来了一个新的局面,不仅将经验不足或没有受过教育的读者引入印刷领域,而且通过将页面组织成更易访问的空间单元,帮助他们成为印刷品的读者和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