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白”哲学：书页上不写字的地方有怎样的魔力？(8)

人们对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对印刷的兴趣方面给出了无数的解释，但并未将其与 1800 年左右印刷术的大变革联系起来。和《抒情诗集》一样，18 世纪晚期的诗歌类书籍，页脚常常散落着注释。伊拉斯谟斯·达尔文的《植物园》（1789—1791 年）也许是作者注释实践中最极端的例子。此外，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的诗集也以添加脚注而闻名，威廉·梅森（William Mason）在格雷死后为其出版的《格雷先生诗集》中又对脚注进行了成倍地扩充。

然而，印刷潮流在世纪之交开始改变，尾注开始取代脚注。1806 年，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在给出版商约瑟夫·约翰逊（Joseph Johnson）的一封信中总结道：“在结尾处印上笔记似乎是当下的时尚；有时用‘见尾注’来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添加的相关内容有很多，包括历史、作者传记和当地的事实等。”史密斯有效地指示出版商把她的大量笔记放在书的后面，而不是放在页脚。

罗伯特·骚塞在《毁灭者塔拉巴》（Thalaba the Destroyer，1801 年）的注释问题上遇到的麻烦，标志着尾注在 19 世纪初成为一种时尚。在反复讨论该把注释放在哪里之后，最后选用了脚注的形式出版。这种格式是骚塞的常用写作方法，他编纂、选择和整理其他来源的引文来构建诗歌的情节和意象。这种情况引起了评论家弗朗西斯·杰弗里（Francis Jeffrey）的嘲笑，他说这首诗“只不过是他的普通作品的复制而已”，每一页诗都“完全由碎片构成”。因此，对于杰弗里来说，这件作品的和谐之处在于，非常像“拼接窗帘”的图案。在努力地（骚塞声称）抵御抄袭指控的过程中，他采取了更为极端的实践。似乎是为了炫耀自己对线性阅读和史诗惯例的漠视，骚塞十分强调页面底部注释带来那种混乱和破坏性倾向，直到被注释的内容和注释中一连串的联想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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